第三章  尴尬岁月

" 4 ”和“死”谐音，被常人视为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今人买车牌，愿掏重金买“8 ”字讨个吉利，见“4 ”却惟恐避之不及。
宽余这孩子却有些怪，他全然不管这些。
他是40 天才发布他生命的第一声信号― 哭声。他是4 岁时才开始说话… …

任宽余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949 年的农历四月，西安城早密集的枪声告诉人们：
世事变了！
解放了！

关中人破天荒地看上了宣传队闹秧歌。宽余是4 岁那年看电影《 白毛女》 的。看了《 白毛女》 ，他就讲话了。他一讲话，不是呀呀学语，而是口若悬河，以惊人的口才，给妈妈一口气讲完了《白毛女》 的故事。
一家人悬着的心落在了肚子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都高兴得争着逗他说话。他却不言语了。
不过，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他是个会说话的孩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宽余5 岁那年，一个充满欢乐气氛的家庭，开始蒙上浓厚的阴影：
妈妈得了一种怪病，逢9 月间发作，开始犹如重感冒，接着不思饮食，半月后才慢慢进一点面汤食，勉强维持生命，人一天天可怕地消瘦下去，直至皮包骨头。周围的大夫请遍了，谁也治不好。
宽余虽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但是疾病降在妈妈身上的痛苦还是刺着他幼小的心灵，有时甚至使他失去了儿童的天性，无心跟农家的孩子去田地里撒野烧荒，偷瓜摸桃，上树掏鸟蛋，提水灌黄鼠。孤苦伶仃的他坐在妈妈身边，听她痛苦不安的呻吟，看她蜡黄蜡黄的脸庞和干涩发灰的深眼窝。但是宽余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天性未退，母爱使他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开始是妈妈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抚，让儿子啥着她干瘪的奶头，吮吸那似有似无的奶汁，这就使儿子吊奶头成瘾，硬是摘不离了。按照营养学的观点，这不利宽余的成长，也不利妈妈的身体，可是谁劝也劝不下；当然也和母亲的溺爱有关。所以，后来每当被人称为“任大夫”的宽余想起他童年的错24

事来，无不谈及吃奶，且要笑着说：“我长成多大的小伙子了，有些长辈偶然见了我还要问，‘宽余，还吃你妈的奶不？’往往把我弄个脸红，怪不好意思。”
然而这回忆却使他很幸福。

关中农谚云：“没苗没指望，有苗不愁长。”
又云：' ”只愁养，不愁长。”
陕北农谚云：“谷要自种，儿要自养。”
“长”，是按照自然规律自我进行的。
一个“养”字了得啊！“自养”, “愁养”，多不容易啊！庄稼人一年四季从土地上所取得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本来就是极有限的。如果再遇上个天灾，豆豆颗颗能糊住一家人的嘴，就算有口福了。宽余的爸爸任义龄，上有年迈体弱的二老双亲，下有三个傲傲待哺的儿女，再加一个药罐罐妻子，连他七口人的担子要由他一肩挑了。
任义龄的肩膀怎么往起撑呀？
是的，别看任义龄个子不高，块头不大，细眉细眼，脸上笑笑的，好像不是个厉害人。但除了这个善眉善眼的任义龄，能挑起这副担子迈开步的庄稼人，恐怕是为数不多的。
可任义龄挑上这副担子，两腿连个冷颤也不打。任义龄，只上过三年学，亮了亮眼，老父亲嫌费钱，就不供他了。但他看什么会什么，甚至无师自通。他能写卖地的契约，还会撰写碑文，足见他有一种特殊的生存能力。在庄稼行里，提篮撒种孺麦秸，扬场折行左右锨，无一不是他的拿手戏！除此而外，种瓜务菜，修树剪枝，盖房垒墙，修窗安门，淤面炒菜，入厨下灶， 开店经营，婚丧料理，都是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活儿。收收种种那一套，他是跟老父亲那里学来的。老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是：“娶你妈那年，我打了10 石麦。”另一句话是：“我那个货郎担子却是个会走的百货公司呢！"
任义龄不服老子这一套：" 10 石麦不过3000 斤，能做个啥？货郎担不过是个会走的小地摊子，致不了富！"
任义龄认为身在农村务庄稼，还要走出庄稼这一行。他虽然是庄稼行道的“十三能”，但他在河池街道开了个杂货铺。河池街道是周至、户县、终南山里人进西安城的一个歇脚点，是古释站。后来，他又开了饭馆。任义龄一门心思不在养家糊口上，他认为老父亲使任家在周家庄立住了脚，他要使任家在周家庄造成一方气候，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甚至威震华县。他给儿子宽余说：“听说咱华县祖上还出过县长呢！"
但是他的野心很快就被共产党的政策给挽上笼头套住了。50 年代初，公私合营一开始，任义龄只得收拾了店铺，回到周家庄。如今有人开老汉的玩笑，“要不合营，你把事早都弄大了！手里也提个大哥大，嘴里‘OK ’脚底下‘卡拉’! " 老汉苦笑了，“那时社会还不兴这个。”
任义龄回到周家庄，为了不使这个七口之家的日子捉襟见肘，为了给老婆看病，又不致家庭财政出现“赤字”，这个“能棍棍”庄稼汉在共产党的政策面前也曾有过为难，尴尬。1952 年，周家庄开始农业合作化时，任义龄就尴尬过。他看到周围那些本来就不如他的庄稼人张明亮、王稼斌等等，一时做了合作化的带头人，光彩照人，成了本乡本土、县上省上的大名人。他也想光彩，但他不想加人合作社，他怀疑这种集体生产的.

拐角，能栽树的栽树，能点瓜种豆的点瓜种豆，一年也能变卖些收人。他偷闲做灯笼。发动一家人，能上手的都上手。这一项，正月里就能卖个上百元。50 年代，100 元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啊！这项生意，曾支撑了这个七口之家近十年的日常开销。可怜的宽余妈，病奄奄的，每当看见丈夫清早肩上挑上一串红灯笼出去，到下午就领着儿子站在门前，望丈夫回来了没有？如果远远地瞅见他空着杆子，就知道灯笼卖完了；如果望见还有红红的几只灯笼在杆头晃悠，就用她那特殊的语言感叹一句：
“宽余，你看你爸，做下‘愁愁’卖‘愁愁’! "
“愁愁”即灯笼也。
宽余，从四五岁起，就在这个家庭小作坊和贫穷的环境开始陶冶。
这种环境的习惯与启示对他后来的影响只能是本书后面要说的话了。
农民花钱的窟窿眼儿谁能数得清？农民家里的穷坑何时能填满？
农村人要换掉打着补丁的老棉袄了。
宽余与他同时出生的那棵桐树都5 岁了。
“十岁树木”，其实，“五年树木”也无不可。
桐树的叶子长得有小蒲扇那么大了。宽余的爸爸却只瞅树身身有小木桶那么粗，十分喜人，可以卖钱了，以解家中庞大的开支。他走到让他充满喜悦的桐树跟前，伸开庄稼人两个粗糙的巴掌，以拇指和食指为量具绕树身作了一圈后，心里又有了新主意：
“我不能卖树，不合算… … ”
他要干什么？
当宽余看到爸爸用攫头铁锨，把树周围的土刨了一大圈，他便问道：
“爸爸，你要干啥？"
“你看我要干啥？"
“浇水！"
“不对。，,
“啊― ! ”宽余紧叫了一声，“我知道了！' '
因为宽余发现地上顺墙靠着一把明晃晃的锯子。他的睫毛尖尖上已挑着泪珠儿了。
爸爸把从刚挖起的泥土里刨出来的水灵灵的蛇样的白树根扔在地上，拍打完手上的泥土，握着宽余嫩嫩的手说：“爸爸也不想卖树… … ”
“那你为啥还要伐？呜呜！你说，伐了树给我做车车，呜呜！叫我拉车给妈看病，呜呜！"
“对着哩！可不卖树，就没钱；没钱，拿啥给你妈看病呢？" 宽余听说伐树是为给他妈看病，便不哭了。因为这一年，在他细小的心灵里留下最深刻的一个字是“病”，最深刻的客人是“医生”。
任义龄和宽余的话隔窗传到成天在炕上坐着的、双目失明的老祖宗耳朵里，她的嘴冲着窗户纸喊道：
“义龄！义龄！伐树要先谢树神哩！"
“谢过了！”任义龄大声喊着，“我写了红帖子，在树上贴着哩！"
锯条在刨过土而亮出来的树身身最底部来回抽拉。白木末 子水气很大，飞扬着。任义龄头上冒着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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