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尴尬岁月

" 4 ”和“死”谐音，被常人视为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今人买车牌，愿掏重金买“8 ”字讨个吉利，见“4 ”却惟恐避之不及。
宽余这孩子却有些怪，他全然不管这些。
他是40 天才发布他生命的第一声信号― 哭声。他是4 岁时才开始说话… …

任宽余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949 年的农历四月，西安城早密集的枪声告诉人们：
世事变了！
解放了！

关中人破天荒地看上了宣传队闹秧歌。宽余是4 岁那年看电影《 白毛女》 的。看了《 白毛女》 ，他就讲话了。他一讲话，不是呀呀学语，而是口若悬河，以惊人的口才，给妈妈一口气讲完了《白毛女》 的故事。
一家人悬着的心落在了肚子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都高兴得争着逗他说话。他却不言语了。
不过，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他是个会说话的孩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宽余5 岁那年，一个充满欢乐气氛的家庭，开始蒙上浓厚的阴影：
妈妈得了一种怪病，逢9 月间发作，开始犹如重感冒，接着不思饮食，半月后才慢慢进一点面汤食，勉强维持生命，人一天天可怕地消瘦下去，直至皮包骨头。周围的大夫请遍了，谁也治不好。
宽余虽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但是疾病降在妈妈身上的痛苦还是刺着他幼小的心灵，有时甚至使他失去了儿童的天性，无心跟农家的孩子去田地里撒野烧荒，偷瓜摸桃，上树掏鸟蛋，提水灌黄鼠。孤苦伶仃的他坐在妈妈身边，听她痛苦不安的呻吟，看她蜡黄蜡黄的脸庞和干涩发灰的深眼窝。但是宽余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天性未退，母爱使他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开始是妈妈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抚，让儿子啥着她干瘪的奶头，吮吸那似有似无的奶汁，这就使儿子吊奶头成瘾，硬是摘不离了。按照营养学的观点，这不利宽余的成长，也不利妈妈的身体，可是谁劝也劝不下；当然也和母亲的溺爱有关。所以，后来每当被人称为“任大夫”的宽余想起他童年的错24

事来，无不谈及吃奶，且要笑着说：“我长成多大的小伙子了，有些长辈偶然见了我还要问，‘宽余，还吃你妈的奶不？’往往把我弄个脸红，怪不好意思。”
然而这回忆却使他很幸福。

关中农谚云：“没苗没指望，有苗不愁长。”
又云：' ”只愁养，不愁长。”
陕北农谚云：“谷要自种，儿要自养。”
“长”，是按照自然规律自我进行的。
一个“养”字了得啊！“自养”, “愁养”，多不容易啊！庄稼人一年四季从土地上所取得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本来就是极有限的。如果再遇上个天灾，豆豆颗颗能糊住一家人的嘴，就算有口福了。宽余的爸爸任义龄，上有年迈体弱的二老双亲，下有三个傲傲待哺的儿女，再加一个药罐罐妻子，连他七口人的担子要由他一肩挑了。
任义龄的肩膀怎么往起撑呀？
是的，别看任义龄个子不高，块头不大，细眉细眼，脸上笑笑的，好像不是个厉害人。但除了这个善眉善眼的任义龄，能挑起这副担子迈开步的庄稼人，恐怕是为数不多的。
可任义龄挑上这副担子，两腿连个冷颤也不打。任义龄，只上过三年学，亮了亮眼，老父亲嫌费钱，就不供他了。但他看什么会什么，甚至无师自通。他能写卖地的契约，还会撰写碑文，足见他有一种特殊的生存能力。在庄稼行里，提篮撒种孺麦秸，扬场折行左右锨，无一不是他的拿手戏！除此而外，种瓜务菜，修树剪枝，盖房垒墙，修窗安门，淤面炒菜，入厨下灶， 开店经营，婚丧料理，都是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活儿。收收种种那一套，他是跟老父亲那里学来的。老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是：“娶你妈那年，我打了10 石麦。”另一句话是：“我那个货郎担子却是个会走的百货公司呢！"
任义龄不服老子这一套：" 10 石麦不过3000 斤，能做个啥？货郎担不过是个会走的小地摊子，致不了富！"
任义龄认为身在农村务庄稼，还要走出庄稼这一行。他虽然是庄稼行道的“十三能”，但他在河池街道开了个杂货铺。河池街道是周至、户县、终南山里人进西安城的一个歇脚点，是古释站。后来，他又开了饭馆。任义龄一门心思不在养家糊口上，他认为老父亲使任家在周家庄立住了脚，他要使任家在周家庄造成一方气候，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甚至威震华县。他给儿子宽余说：“听说咱华县祖上还出过县长呢！"
但是他的野心很快就被共产党的政策给挽上笼头套住了。50 年代初，公私合营一开始，任义龄只得收拾了店铺，回到周家庄。如今有人开老汉的玩笑，“要不合营，你把事早都弄大了！手里也提个大哥大，嘴里‘OK ’脚底下‘卡拉’! " 老汉苦笑了，“那时社会还不兴这个。”
任义龄回到周家庄，为了不使这个七口之家的日子捉襟见肘，为了给老婆看病，又不致家庭财政出现“赤字”，这个“能棍棍”庄稼汉在共产党的政策面前也曾有过为难，尴尬。1952 年，周家庄开始农业合作化时，任义龄就尴尬过。他看到周围那些本来就不如他的庄稼人张明亮、王稼斌等等，一时做了合作化的带头人，光彩照人，成了本乡本土、县上省上的大名人。他也想光彩，但他不想加人合作社，他怀疑这种集体生产的.

拐角，能栽树的栽树，能点瓜种豆的点瓜种豆，一年也能变卖些收人。他偷闲做灯笼。发动一家人，能上手的都上手。这一项，正月里就能卖个上百元。50 年代，100 元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啊！这项生意，曾支撑了这个七口之家近十年的日常开销。可怜的宽余妈，病奄奄的，每当看见丈夫清早肩上挑上一串红灯笼出去，到下午就领着儿子站在门前，望丈夫回来了没有？如果远远地瞅见他空着杆子，就知道灯笼卖完了；如果望见还有红红的几只灯笼在杆头晃悠，就用她那特殊的语言感叹一句：
“宽余，你看你爸，做下‘愁愁’卖‘愁愁’! "
“愁愁”即灯笼也。
宽余，从四五岁起，就在这个家庭小作坊和贫穷的环境开始陶冶。
这种环境的习惯与启示对他后来的影响只能是本书后面要说的话了。
农民花钱的窟窿眼儿谁能数得清？农民家里的穷坑何时能填满？
农村人要换掉打着补丁的老棉袄了。
宽余与他同时出生的那棵桐树都5 岁了。
“十岁树木”，其实，“五年树木”也无不可。
桐树的叶子长得有小蒲扇那么大了。宽余的爸爸却只瞅树身身有小木桶那么粗，十分喜人，可以卖钱了，以解家中庞大的开支。他走到让他充满喜悦的桐树跟前，伸开庄稼人两个粗糙的巴掌，以拇指和食指为量具绕树身作了一圈后，心里又有了新主意：
“我不能卖树，不合算… … ”
他要干什么？
当宽余看到爸爸用攫头铁锨，把树周围的土刨了一大圈，他便问道：
“爸爸，你要干啥？"
“你看我要干啥？"
“浇水！"
“不对。，,
“啊― ! ”宽余紧叫了一声，“我知道了！' '
因为宽余发现地上顺墙靠着一把明晃晃的锯子。他的睫毛尖尖上已挑着泪珠儿了。
爸爸把从刚挖起的泥土里刨出来的水灵灵的蛇样的白树根扔在地上，拍打完手上的泥土，握着宽余嫩嫩的手说：“爸爸也不想卖树… … ”
“那你为啥还要伐？呜呜！你说，伐了树给我做车车，呜呜！叫我拉车给妈看病，呜呜！"
“对着哩！可不卖树，就没钱；没钱，拿啥给你妈看病呢？" 宽余听说伐树是为给他妈看病，便不哭了。因为这一年，在他细小的心灵里留下最深刻的一个字是“病”，最深刻的客人是“医生”。
任义龄和宽余的话隔窗传到成天在炕上坐着的、双目失明的老祖宗耳朵里，她的嘴冲着窗户纸喊道：
“义龄！义龄！伐树要先谢树神哩！"
“谢过了！”任义龄大声喊着，“我写了红帖子，在树上贴着哩！"
锯条在刨过土而亮出来的树身身最底部来回抽拉。白木末 子水气很大，飞扬着。任义龄头上冒着热气。

关中农村人说，“伐倒的树不卖”，那是因为树伐倒之后才显其粗，使主人心疼了，不卖了。任义龄之不卖伐倒的树，则是他另有打算。他嫌卖树不合算。他利用冬天的长夜，将解好的桐木板做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不等尺寸的东西― “受了热气受冷气（谜语）”的锅盖。
关中的习俗是腊月添置厨房的家具，锅盖便是这冬令时的快销产品。任义龄卖锅盖比卖树多赚了两倍的收人。但这钱换回的却是一药锅一药锅的黑水。
而宽余妈喝在肚子里犹如泼在石头上。

但任义龄仍不死心。
他不怕花钱。他忽然提回来一个毛棘棘的猪头。宽余高兴得直喊，“吃肉了！吃肉了！”当他喊过之后，才问爸爸：“爸爸，还不过年，你就买肉了？' '
“宽余，爸爸要你天天过年哩！"
“好！好！”宽余高兴得拍着小巴掌，“天天过年，天天吃肉！" 两个姐姐被弟弟的傻样子惹得格格直笑。笑罢，说：“哄娃哩！爸是买来招待医生的。”
其实，爸爸也没有哄他的宝贝娃。当猪头肉被熬成糊汤，再冻成胶状的块子，一拍颤巍巍的时候，任义龄切了一小碟子，再浇上加了生姜末子、香气扑鼻的调和汁，端给儿子吃。儿子却说：“爸爸，我不吃。”
“咋啦？你不是喊着要吃肉吗？"
老三届入学于共和国政权稳固、经济建设开始后的50 年代中期，止学于1996 年。那十年左右的时间是老三居的青少年时期，即关健是受教育、成长的时间。
那时的师资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身上既有现代知识，又有传统美德，他们既是授业的老师，又是做人的表率。老三届从他们身上既学到了科学知识，又学到了传统道德。那时的教材是随着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集古今中外之教材而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教材。这样的教材给予了老三届良好的基础知识和优秀的深造能力。
任超：《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河池小学校门口的两棵大古槐依然郁郁葱葱。

小学毕业时的任超

母亲坐过的那块大石头。

第四章  荣辱苦乐，就从这一年起步了

长安自古重教b 私塾遍村，书声琅琅，似乎不为之夸张。据统计，至民国前期，大村一村数塾，小村几村一塾，中等村子，则村村有塾。
县志载：中举者1250 人。想想《 儒林外史》 中的范进中举之难，再想想这个四位数字，显而易见，长安县在传统上是何等重视教育了！

当代长安教育之发达更是有口皆碑。
1954 年，宽余满了6 岁。
6 岁，是人生第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关节。因为许多孩子是从这一年步入学校大门的。
宽余妈出身于耕读之家，虽系小脚，仍能识字断文。丈夫从前开店时，她就是给捉笔记账的。如今她是宽余当然的“家庭教师”。
任义龄虽是粗识字，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后代的文化教育的重视。．所以，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仍把两个女孩子送进了学校二宽余，这是给任家顶门立户之人，就是砸锅卖铁，当然也要送他上学读书的。甚至，任义龄已经为儿子设计好了前程，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上大学。没有满腹经纶，何以改换门庭？任家在周家庄光宗耀祖的希望全在宽余一人身上了。

离周家庄不远的“帝王城”里，虽然曾因杨玉环的美色，民间也曾出现过“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价值观念，但马鬼坡事件使杨玉环命丧黄泉，所以“重生女”似乎也只是昙花一现。民间还是“重生男”的。
任义龄特意择吉日把宽余送进了河池小学，特意给两个姐姐千叮泞万嘱咐，“你们不要只顾自己念书，要照管好弟弟，不要让别的孩子欺负他。记下了么？"
“记下了。”大姐认真地说。
“记下了。”二姐也认真地说。
“忘了这事，小心挨打！”软硬兼施的父亲以极严厉的口气结束了这次重要谈话。

有人说，“姑娘”，就是“姑且”在“娘家”的意思。其意是说，女孩子在娘家毕竟是手拿“暂住证”的人，久住不了。解放后，虽说宣传了“提高女权”, “男女平等”，但传统的意识使农村女孩子从小仍然自觉地不把自己当这个家里的主人看。自己瞧不起自己。所以女孩子都有一种天生的浓厚的尊重哥哥和弟弟的特殊意识。宽余的两个姐姐自然也跳不出这个藩篱，更何况她俩一个比弟弟大10 岁，一个比弟弟大7 岁；又上无兄长，她们就更知道疼爱唯一的宝贝弟弟宽余了。她们从灵魂深处也似乎就潜意识地明白她们应该怎样对待弟弟。任义龄对女儿的“软硬兼施”完全是多余的。
宽余从小就在宽松、优越的家庭空间里生活着。他常常在大姐或二姐的脊背上爬着，甚至睡着了还爬着走东家串西家。他上学后，他的生存状态更优越了。
姐姐和他都是学生，但两个姐姐要侍候他吃饭，把第一碗端给他，把最好的都给他，即使偶然饭欠一点，也不能欠在弟弟嘴里。
姐姐和他上的一个学校，但两个姐姐时常轮换着背弟弟，而且是争着要背。有时碰着村上的长辈，长辈就伸出巴掌朝宽余的民蛋上一拍说：
" ‘老财主’，甭叫长工背你哩！"
两个姐姐腼腆地笑笑，不说啥。
宽余头顶在姐姐的后脖根上，理也不理，似乎是在害羞。到了学校，两个姐姐人坐在课堂上，心还在弟弟身上，于是一下课顾不上自己玩，赶紧先去看弟弟，看谁欺负他了？不管是谁欺负了弟弟，她们心里都会感到比自己受了委曲还难受。

他的性子转。
有一次，关心任家两个女儿的大姨送来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两个姐姐推让着。大姐给二姐围在脖项上，二姐立时俊俏了。但是宽余却看中了这条围巾，他伸手要去围在自己的脖项上“那是女人围的，你怎么能用？”妈妈急了，指责道。“我偏要围！”宽余扭头就出了大门。
爸爸气得脖项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骂道：
“没有出息的东西！"
妈妈看见爸爸生气了，劝说道：
“你平常不要太宠他！他上学了，慢慢会懂事的。”

母亲总是慈善的。
宽余妈走娘家，来回都要经过河池小学门前。她每次走到这里，就会想起儿子一定想吃奶了。
小学生还吃妈妈的奶，这在河池小学，大概仅宽余一人。学校对面那户张姓人家，门口置块大石头，专供人坐。身体瘦弱的宽余妈就拣了那块石头，坐下来休息。她眼巴巴地瞅着学校门里，看儿子下课了没有？她知道儿子跑到教室外面来，一定会看到她的。她等不着儿子下课，就瞅学校门口那两棵高大的古槐树。风在那树梢上呜呜地响，响声更显出古槐的高大悠远。她记得她还是个小孩子时，这槐树就这么大，这么老！谁知它活了多少岁？

她的思维被古槐牵着走了一段，又回到河池街道上。

 “没啥没啥！"
他好像是班上的高材生，又好像是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大人。他头又钻进妈妈的衣襟内憋着气吮吸了一阵，又钻出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
“妈，你知道校门口这两棵大槐树的年龄吗？"
这题把妈考住了。
儿子立刻批评妈道：
“你连这也不知道！这两棵大树活了100 岁了。这是老师讲的。”
母亲对儿子赞赏地笑笑。她仰起头，望望高大的古槐，树荫黑沉沉的。风在树顶上呜呜叫。两棵树像两个老人站在校门两边，嘴里絮絮叨叨不停，保护着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妈，你也要活100 岁！"
她想不到儿子冷不丁又冒了这么一句话。她高兴、激动得要流出眼泪了。
“妈活不到100 岁，妈能看着你长成人就行了。”儿子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又给妈妈一个突然袭击：“你知道我们学校的年龄吗？"
“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得了两个‘大鸡蛋’! "
妈妈慈祥地笑了。
曾经一说话就讲过《 白毛女》 故事的宽余，今天又要讲付么故事呢？
“我们学校18 岁了。老师说，18 岁就是18 年。日本飞机，你知道吗？红头，可坏了！往下扔可多司多的炸弹，炸西安。有一 次，扔到一个小学里，炸塌了教室，炸死了几个小朋友，女校长哭得可伤心了！后来，她领了几个女老师，离开西安城，就到我们河池街上，寻了这个古庙，办了河池小学。小朋友才有了安全地方上学。老师说，那个女校长可喜欢这两棵大槐树了。你知道她为啥喜欢吗？"
“因为这两棵大槐树，大槐树… … ”妈妈终于说不出下面的词儿。
“妈妈，你听，你听― "
稍稍停了下，宽余又问：
“妈妈，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听到槐树‘呜― 呜― ’的风声了！"
“错啦！老师说，女校长说，那声音是小朋友的哭声，听着这哭声，就要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他几乎又说又唱了。
妈妈被儿子惊呆了！
在一阵密集的铃声中，儿子飞跑进学校。

妈妈望着儿子跑动的背影，第一次觉着儿子竟这么可爱！一个昏头昏脑的吃奶孩子，竟懂得这么多的道理。她不相信丈夫骂儿子的那话，她相信儿子将来会是一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1960 年，宽余12 岁，他要小学毕业了。
也就是这一年，我们国家开始了被历史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那个时期。
关中，自古为“米粮川”，很少闹过年懂。50 岁以上的人才能记得那个“民国18 年”，那次大饥荒，虽说波及整个关中，可是灾民逃荒还是往长安地面如潮水般涌动。然而这一次却是全民大饥荒，其原因归于天灾的是连续三个“百日大旱”；归于人祸的是前苏联逼债。
哪里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村里已流传着闹荒的故事：一个人在大街上吃摸（高价买来的），另一个饥饿者走上前抢去就跑，摸的主人紧追不舍，眼看要追上了，抢摸者急中生智，将摸塞到路边的一堆牛粪里。主人傻了眼，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对那块摸的所有权。抢摸者高兴了，从牛粪里取出来，用水一冲洗，心安理得地大嚼大咽起来。
这本来是关中人教育孩子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据说发生在民国18 年。
但现在却成了可以进人人们视觉范围的现实画面。宽余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从小学毕业了。
毕业了何去何从？家长们人心惶惶，都在唉声叹气… … 宽余的爸爸和妈妈已经不止一次地商量过儿子的去向了。虽然二姐还要上高中，但是每次的结论是不能让宽余回到农业社里来，但是拿什么供他上初中呢？

爸爸和妈妈叫来宽余，问：
“你说你毕业了咋办？"
宽余不假思索地说：
“我考细柳中学。”
细柳，是公社所在地。其中学是长安“一所很有名气的完全 中学”。离周家庄不远，十多里地。
“考学的风声很紧，都说国家正遇着‘困难时期’，今年招生要大压缩，看你考得上吗？”爸爸问。
宽余一抬头，拿眼窝把爸爸妈妈一盯，说：
“河池小学只要能考上一个，就是我！"
“只要这‘一个’是你，你爸和我就供你。”妈妈好像不再是病奄奄的身子，一下来了精神。
一家人就这么把决心下死了。

庄稼人要供一个中学生，本来就不是容易的，更何况又遇上了这么大的灾情啊！

农村人的脸色已开始显出了草绿色… … 可怕但是，知识分子的骨气也罢，面子也罢，大概是从小这么培养滋生的吧？这一年，长安西部的小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遇上了这么大的灾情，有些可怜的学生肚子里所装的东西没有几粒是正儿八经的粮食，但坐了6 年冷板凳的萃萃学子，心里那一股劲还是没有松。他们都想试一试自己的能耐：考上细柳中学，不上也心甘！
竞争相当激烈！晚上有些孩子因饥饿，昏倒了，等醒过来，又趴在桌上开夜车。老师们一个个被感动得鼻根发酸，往肚里塞些生萝卜，仍坚持上课。有些浮肿了，往口里填一把鼓皮，仍坚持课外给学生辅导。
50 年代，这就是让历史一直感动的中国的那个50 年代！河池小学，这一学期要毕业上百名学生，校方根据上级的指示，向细柳中学保送了5 名“尖子生”43

。宽余呢，他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学生，要保送是不可能的。他要参加考试大竞争。

暑假中的一天，母亲在村里听到一些关于考学的风声：有学生找老师打听自己的情况，听说河池小学朝细柳中学只考上了一名。许多家长听了都信不下去，宽余妈也不相信，于是她回来给宽余说：
“你赶快去学校打问一下。”
“我不去。”宽余说。
“怕啥？去吧！”爸爸插话道。
“啥也不怕。我心里有数。“通知书”没来，谁说的也不顶啥！" 宽余说得十分自信。
爸爸和妈妈互相望了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只有听天由命地等待着那个神秘的“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