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大跃进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些人头脑发热，恶略了自然科学，忽略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奄人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脱离实际的口号。有人谎二扭亩产7236 。。斤小麦，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一次，赵洪章教．硬剥良坦率地对我说：“一亩小麦产723600 斤，完全是一种弄虚作饭的表现，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空想主义。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但是面对愈魏愈烈的浮夸风，谁也不能给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泼冷水。我相信公学，也多次被科技人员那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所感动。1954 年，碧码一号小麦在我县部分地区出现了吸浆虫，驻村的农技干部王佐礼同志非常着急，他叫农科是高遂初同志取土化验虫害的分布情况及其深度和密度。高遂初砚志去北马村取了方方正正一块土，进行了分层化验，他那种严肃石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不已。王佐礼常说：“科学不是套当然。搞科学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通过长期相处，我觉得性们共同的特点是：人品好，干实事，认真负责。那个年代，我的思想还比较冷静，1958 年曾刮起了一阵“密植风”，胡说什么“种千千，打百石”，各地纷纷仿效。我们窦马一些干部和社员，也看着眼找· 要求“密植”。
所谓的“密植”，就是每亩下种一千斤。按照关中一带小麦的下神量，每亩一般下种10 多斤，现在每亩要下种一千斤，岂不是明显石错误？不要说每亩下种一千斤，自古到今，每亩从来也没有产过一千斤的纪录。
一千斤种子撒在地里，就是厚厚一层子，究竟怎么个种法？于是，有人别出心裁，提出一个所谓“密植”的诀窍：把种子一粒一粒地密密麻地纸上，一一地地上，用粪土！后，再挑水浇灌。当时各村都成立了“青年突击队”，突击大搞青年丰产田，种全国都在“大干”的形势下，是在劳民伤财，违背科学原理，

在遥不干不密植就犯“错误”；干吧，阮侧当时我也急得手足无措。后来灵乙一动，便找来我们村的青年突击队队长，我说：“人家都‘密植’呢，咱不‘密’也不行。我的意见先密植一分．' 突击队长很为难，说：“许书记，这怕不行吧。公社要求我仁要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看来灵灵醒醒的，么糊涂！这是试验田，试验田你懂么？不试验，全瞎了，嘴里撑棍棍呀？' ' 这会儿咋这叫全村人王突击队长原本不傻，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明白过来，高兴地 “对呀！还是许书记想得周到。”

结果，第二年春天麦子起身后，凡是密植的麦子因为通风透交太差，越长越密，越长越软，越长越黄，一片一片地爬在地上。又用铁丝、绳子搭架，用风箱从四面给麦地里吹气，结果还是了。有的村显积极，一家伙密植了几亩乃至几十亩，损失惨重极了．而我们只有那么一分地。于是，人们编了个快板说：

丰产丰产，一亩打一碗。卫星卫星，一亩打一升。小的小麦真好看，说是茴香不爨，说是小麦没有面。

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而且范围越来越广，继而又欢起了“人人都是科学家、发明家，人人都是革新能手。”盲目地进行革新，进行试验，盲目地向“科学”进军。于是，农村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有人把尖权轴辘拆下来做车子轮轮，有人鼓吹“滚珠化”，把大耙、铁齿耙全部截了砸滚珠；还有人把人尿烧开晾冷上地，美其名日：大办尿素厂；还有人搞什么“牵引犁”等等。不但没有搞出真正的新成果，反而劳民伤财，破坏了许多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采取“试验”的方法进行搪塞。1954 年以后，我们有了拖拉机，不少村社也都请机站的拖拉机耕田，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极端：许多村社认为大家畜没有多大毛场了，所以轻视了大家畜的饲养和繁殖。特别是1956 年夏收期司，阴雨连绵，麦子普遍出芽，麦秸腐烂发霉，牲口没了草源。到了冬季，各村社的牲口死亡十分严重。1 959 年到六十年代初，牲口又出现大批死亡。机械耕作满足不了要求，加上有的村队没钱机耕，便普遍出现了返祖式的原始耕作方式：人拉车，人拉犁，人拉耙的现象。因为牲口大批死亡，有的社员便悲愤地说道：

不难受，不难受，提上篮篮去分肉。

但是，我们窦马村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充分认识到虽然有了雍拉机，但机耕程度并不很高，机械化也只刚刚起步，大家畜仍然至关重要。为此，我们经常在干部会议、党团员会议和饲养员会议上，要求大家既要有发展的眼光，又要尊重现实。我和村上的干部一起，为各饲养室制定了饲养员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59 年到1961 年，是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十分紧张，所以各地的饲养室便出现了饲养员偷料的问题。人们编了段新民谣说：

牛哭呢，
猪笑呢，
饲养员学着偷料呢。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在窦马村出现，经过研究讨论，我们大队一班干部分片包干，进行业务管理，加大监督机制，并经常教育饲养员爱社如家，提高他们维护集体利益、热爱集体事业和维护集体财产的思想觉悟，所以全窦马各生产队饲养室都没有发生过饲养员偷料的事件。而且，各队六畜兴旺，保证了正常生产。事实证明，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1971 年，县上派刘福寿同志到窦马村当党支部副书记，我非常欢迎。我了解福寿同志，他出身好，有知识，当过公社书记，精明强干，年轻有为，办事从不拖泥带水，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很强。当时他被“挂”了起来，所以才被派到窦马当我们的副书记。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配合默契，工作雷厉风行，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常在全县名列前茅。后来他建议我承包了油库工程．使当年每个劳动日价值提高到8 角钱，属全县最高水平。社员们在年终分红后，人人喜气洋溢，家家兴高采烈。所以，我总觉得不论是种田，还是用人；也不论是技术革新，还是科学实验，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刘福寿同志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挂起来，但因为我了解他，所以不因他被“挂”起来就蔑视他，或是否定他的一切。看人要看本质，要尊重事实。

第一眼高原土机井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可见“水”在农业八字宪法中石重要作用。
窦马村地处二道原坡，历来“靠天吃饭”，没有地面水源，一般二深十几丈，穷苦人家打不起水井，成年累月靠人家的水井绞水。攻冬用水量较少，五天六天绞一次水，但是一到夏天，隔两天就得音绳、借桶绞水。每家都备有一只大水缸，盛三担乃至五、六担水。云为每绞一次水都很困难，所以，每次也都尽量把水缸盛满。但是，只要谁下绳绞水，不一会儿，就陆续来人排队，有时一老晌时间才孟纹满水缸。有时，还常为排队绞水吵架，甚至打架。正因吃水困难，外地人如从门前路过，讨碗水解渴，主人家宁给一个摸，也舍不得端来一碗水。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不知从什二时候起，原上的村子都修有蓄水的涝池。涝池都修筑在村口，有几分地大的，也有一亩大的。每逢天雨，雨水便从四面八方淌进涝生，有了涝池，可供牲畜饮水，妇女洗衣，可以少绞些井水。至于说尧地灌田，想都不敢去想。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大力宣传、倡导、鼓励甸支持群众兴修水利，创造条件，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因此，从互兄组成立以后，我就组织群众掏老井、打新井、挖涝池、打水窖、开戈水源，广蓄雨水，一旦天旱，还可担水浇地。1959 年9 月逢百日大旱，我们曾提出“一亩百担一千苗”的口号，虽说保住了少部分秋言，但大部分还是旱干了。
要彻底改变靠天吃饭的现象，兴修水利便成了头等大事。1958 军，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沿线各地、县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吞J 渭上原，完成了“渭高抽”工程，把宝鸡以东至咸阳以西的原上旱也变成了水地，原上沿线的农民敲锣打鼓，欢呼祝贺。但是，由于渭高抽灌区面积太大，所以一遇大旱，上下游争水的矛盾十分突出，常为争水打群架，并多次伤人死人。而且，渭河一旦反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