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ndent-count: 2.0">一、二级是干部,很少参加劳动,只是指手画脚,指挥别人
就下来了。但我还是没接那碗,既没批评也没表扬那个管理员,只是苦苦一笑,说:“我吃过了。”就抽身走了。我知道,要是再迟疑一会,自己就要犯错误。
1960 年11 月份,县上召开了4300 多人参加的五级干部全议,学习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扮示信》(即《十二条》 ),揭发批判了“共产风”等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整顿,退赔了平调的粮食、房屋和其它物资,执行了按苏分配政策和少扣多分的原则,提高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整杯人民公社的同时,公共食堂也彻底解散了。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在1959 年至1961 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十分区难。多数人吃不饱肚子,整天在饥饿之中苦苦挣扎。
但是,许多党员干部在这种极度困难的岁月中,仍能坚持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优良作风和实事才是的革命传统。
有一天,副省长孙蔚茹到窦马大队检查工作,我向他反映了提食“一平二调”之后,出现了好坏不分、公共食堂管理混乱,多数气吃不饱饭等问题。但是,孙副省长听后,一句话也没说。我理解浮导的心情。在这种大气候下,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能说些什么呢.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我们的督促和鼓励,可是几千人的大村子,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点的东西盈待领导。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叫人摘了一包鲜苑豆。苑豆刚下来-翠绿翠绿的,又水灵,又鲜嫩。我想一包鲜豆角,既是自产的,又下是什么奢侈品,请领导尝尝鲜,也好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我拒三角向他递去,说:
“这是一包嫩豆角,请领导尝尝鲜。”
孙副省长一愣,说:“你摘这干啥。”
“每个社员都分么?"
“这… … ”我一下紧张起来,张日结舌。
“敬章啊,可不能这样嘛!”孙副省长委婉地说:“正长呢,可惜啊。”
跟前的干部很多,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脸红,又感到难受。这个曾在中条山对日本鬼子浴血作战的军人,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年代,竟连一把鲜豆角也舍不得吃。
吃午饭的时候,公共食堂吃的是玉米粉子、高粱面摸。社员们都看着他,我也既难过又惶恐地看着他。我伤心地想道:让领导吃这样的饭菜,我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心里有愧呀!但是,孙副省长端起碗,谁也不看,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许多社员都难过地背过脸去。
在这种年月,能喝上玉米粉子算是好饭了。但高粱面摸,我们当地人却很少吃,也吃不惯。可是,高粱这种农作物耐脊薄、抗旱、抗病,产量又高,为了度荒,政府就号召社员多种高粱。也从东北等地调了一批高粱,作为返销粮救济粮搭配下来。许多社员一见吃高粱面摸或是高粱稀饭,就直皱眉头。但肚子很饥,还是照吃不误,少给谁半个高粱摸,谁就会和你吵架。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说:
高粱面,真难看,简直就象血蛋蛋。猪吃了,不拱圈,鸡吃了,不下蛋,马吃了,不吊线(发情)人吃了,难大便。
孙副省长吃高粱摸的情景,老是在我眼前不时地闪现,也深深地、长期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党的高级干部清廉正直,很少有多吃多占现象,但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多吃多占成风,群众意见很大。有大编顺口溜说:
吃闲饭,
打闲杂,
铁匠炉子熬着茶(大队都有铁匠组)。半夜油锅炸麻花,
婆娘(干部的老婆)嘴吃得油啦啦。谁提意见打麻达(找谁的麻烦)。
因为有的干部作风败坏,不顾影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干群关系和干部形象。
一些干部能这样胡作非为,群众不仅有意见,而且部分社员诬“上行下效”,开始偷开了集体粮食、棉花和其它财产,并愈演愈烈二于是就有“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当模范。”“偷偷摸摸,吃吃畴喝;不偷不逮,饿死活该”等说法。
大多数干部社员虽然忍饥受饿,但都能遵纪守法,并涌现了许多维护集体利益和集体财产的好人好事。我们窦马从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干部.,从生产队干部到普通社员,很少出现特殊化或是损万集体利益的事。主要的原因还是干部、社员思想觉悟较高,能够吕觉地管好自己。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队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许多小p 干部也是一身正气。“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作又过硬,思想过硬,歪风邪气就抬不起头来,更不可能形成气候。首先,我自己先要行得端,走得正,肚子再饿,也要管住自己芝嘴巴。我不仅在食堂里没有多吃多占过一次,而且对家人要求也一分严格。我的二儿子许凌超正上初中,十五、六岁,正是吃饭不知道饱的年龄。有一次,饲养员套车割首蓓回来,在路上1 遗了一把首楷,凌超就拾起来夹在胳肢窝,准备拿回来煮熟吃。我正好在大门口坐着,见状就问:
“你到哪里拿的首蓓?"
“路上拾的。”凌超满不在乎而且理直气壮地说。
“拾的也不能拿回来!”我厉声说道,“首楷是集体的,谁也拿不成!你赶快送到饲养室去!"
凌超有些不服气,也有些委屈,眼里嗜着泪花说:“拾的就拾的,又不是偷的!要送,你送去!”说罢撂下首信,哭着跑了回去。我知道孩子肚子饿了,但我还是把首信送到了饲养室。我觉得,不论是大干部、小干部,管不住自己,就管不住群众。自己脚跟不正,怎毙正人?说得再好听,再动人,不如行动。言教不如身教,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大队的治安主任叫祁志选。他年富力强,敢说敢干,工作认真,坚持原则,真是一块好钢。别的大队的首楷常被人偷,有的首啥被攫成了光杆杆,但窦马村16 个生产队的几百亩首楷没人敢偷。因为祁志选整天整夜地守在地头,天王老子也不认。正因他工作认真,加上脾气不好,后来在“文革”中被围斗,批判了多次,但他是个硬汉子,打死也不低头,受了许多委屈和人身攻击。在这种困难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敢说实话。省粮食厅厅长冯绍字来窦马检查工作,我如实向他反映说,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导致了消极情绪。有的壮年人留胡子装老汉,逃避劳动。公共食堂浪费严重,弊病很多,社员吃不饱,意见很多等等。冯厅长回到省上,向上级如实汇报了我所反映的情况,结果没有多长时间,就受到了处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吃一惊。冯厅长受到处分,起因在我,而我却没有受处分,大概因为我是个农民的缘故吧。县委书记王彬,写了一封关于公共食堂情况的反映,谈到了一些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之心,托我捎给赵伯平省长,没有几天,王彬同志也受到了批斗和处分。
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完全是“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我们党匹优良传统受到了空前的严重影响。但是广大党员干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仍然一如既往,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和号望‘而且在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中,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艰攻难,补偏救弊,统筹协调,终于走出了困境,的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也显示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要是把19 反年前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放在旧社会,不知会有多少人抛尸荒范· 家破人亡啊!
胡耀邦书记说:“这是瞒产公分嘛”
六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一些大队、小队为了使社员们能多吃一点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便悄然兴起了另一种分配方式“瞒产私分”。
顾名思义,瞒产私分就是压低上报产量,适当留点余地,把京下来的粮食按照一定的分配方式分给社员。
这种瞒产私分的办法起源于生产小队。因为这种方式有“弄度作假”、“压产瞒上”的成份,所以开始搞得极为隐秘。然而,生产从是个大家庭,啥人没有?于是慢慢地便流传开来,不少生产队便七着胆子效仿。有的大队干部也知道,却都明白装糊涂,既不敢向二反映,也不忍心制止。时间长了,上头知道了这种现象,非常恼火-就处理了一些干部。
当然,按照《 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 规定,人民公社是“三级环有,队为基础”。生产队分配自己的东西,按理是合法的,其所以能贯以“私”字,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影吸瞒产私分曝光以后,县上组织专人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在胡书记的追问下,有几位同志方才壮着胆子说了实情,胡书记听后,转向县上的负责同志,问道:
“是这样吗?"
“是… … ”县上领导不知是吉是凶,很有些迟疑。
胡耀邦书记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风趣地说:“按人分也罢· 三劳分也罢,按人劳比例分配也罢,算什么私分?这是‘瞒产公分’嘛… -整个会场的同志,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突然,全都震惊得理大了眼睛。这么严重的事件,胡书记一句话就烟消云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嘛。”胡书记严肃地说,“劳动者用血汗换畏的果实,怎么不能由自己分配呢?超额完成了农业税、超购粮,有什一不合理,不合法的呢?这完全是社员们的正当权利嘛。”
胡书记的讲话传得很广,挽救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我十分崇誉他,崇敬他实事求是、敢说实话、敢于面对现实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