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艰难岁月

大跃进与浮夸风
1958 年5 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 月，中央又下发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和大炼钢铁等有关文件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全民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当时不之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形势，窦马村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窦马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成员有许敬章、许志强、高民生、赵近礼、张俊先、张福祥、祁志富、赵富学等人，许文才任会汁。党支部的成员有许敬章、许志强、祁新荣、赵近礼、赵富学、高民主等人。大队下设16 个生产小队，各队的首届队长为：一队张福白、二队张忠孝、三队高俊岭、四队高宏基、五队高印生、六队高忠

三、七队高世发、八队高逢春、九队马福林、十队赵富英、十一队赵志杰、十二队马逢岳、十三队张景才、十四队许世德、十五队许敬堂、十六队冯志修。

1 964 年，又把原三队部分迁到东村，成立十七队，队长张峰；把五队部分迁到西村，成立了十八队，队长祁正孝二当全民开展了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的大跃进岁月里，当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兴起的时候，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首先是灭人到千家万户，把家里所有的铁锅、铁盆、铁斧、铁铡等，凡是生活用品中所有带铁的东西全部无条件交公，然后砸烂炼钢。而且，于部带头，党团员带头，不愿交的硬拿。
1958 年秋季的一天晚上，乡上吴万义同志来电话，说县上要大炼钢铁，命令窦马大队把柴油机上的马达立即拆下来，明天一旦送到县大炼钢铁指挥部，拖了时间，就撤你们许书记的职务，还要给党纪处分。接电话的祁新荣同志撂下电话，没歇没停就跑来找我，说了情况。我知道现在是“军事化”管理，马虎不得，连夜派人护了马达，送到县城。
县上在县东关外设了炼钢铁基地，各公社都在那里筑起了土法上马的“炼铁炉”，摆了长长两行，整天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炉夕－通红，烟雾升腾。各公社、各大队都组织了男女劳力，到渭河滩捞铁砂。渭河两岸，人山人海。
我们窦马大队日上劳200 余人，由张俊先同志负责。他40 多岁，个子不大，走路有些跋。但工作认真，性格泼辣，说话直爽，很釜吃苦。我和许志强、祁新荣等同志也上了河滩。我们分为4 个片，每一片一个大灶，有专人管理，祁志富同志领了儿个人，专门给河滩送粮、送柴、送油、送菜。
我们既要供县上炼钢铁用柴，又要供河滩4 个大灶上用柴，所以凡是村里村外的各种树木，不问是谁家的，只要需要，就上树镌枝。社员们的觉悟很高，从来没有谁来阻挡。
渭河滩上搭满了工棚，并用玉米杆、席子围了不少男女厕所二因为要到渭河南边捞铁砂，所以许多妇女都是男社员一个个背过河的，每个人都拿着一只盆子或是其它工具，盛上沙子，在水里应慢地摇晃着。铁砂比一般沙子重，就沉在盆底，冲去（漂去）上面沙子，就把铁砂堆在一起，然后送到县上的炼铁炉提炼。据说茂陵车站、马鬼车站上堆的铁砂像小山似的。
尽管干部社员积极性很高，又能吃苦，但是所炼出来的“钢铁”大都是些废品。
这是一场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虽说效果甚微，但却体现了广大干部社员急党之所急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58 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之年，也是国家全面进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情绪高涨，信心百倍。首先修起了渭高抽水利工程，使百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粮食生产又获丰收。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脱离实际，提出了“苦干、硬干加巧干，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生产指标层层加码，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在宣传导向上大力鼓吹“跑步进人共产主义”。记得报纸上还刊登着这么一幅画：一个老汉坐在粪堆尖尖上，对着太阳点火吃旱烟，远景是天安门、宝塔山。画的一边还配了一首小诗：
张老汉，
七十三，
热爱集体乐无边。
拾大粪，
检牛尿，
粪堆垒成一座山。
坐山尖，
向前看，
望到北京和延安。
张老汉，
哈哈笑，
再对太阳吃口烟。

这幅诗配画从文学艺术角度来讲，虽属于一种夸张的艺术手法，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一些人脱离实际的空想三义思想倾向。
极左导致了冒进，冒进导致了浮夸，浮夸导致了灾难，灾难且致了痛苦。各地上报的小麦产量，一个比一个高，从几千斤到亩产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我在报纸上、广播上听到看到的最高产量是亩产723600 斤！
因为人民公社实行了“军事化”，军事化的核心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好的得听，错误的一样要服从。所以，浮夸风真象狂风一样，瞬间席卷全国各地。我们窦马大队也不例外。有个妇女队长在县上开会，看人家报产的数字一个比一个高，心想窦马是老先注· 又有我这个全国农业劳模，所以说什么也不能落后，就一口报了亩产42 万斤的产量。回到村里，她在社员大会上传达县上会议精花说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亩产报了42 万斤，为窦马争得了光美－话刚落音，全场哗然，许多社员当场就给她起了个绰号“马大偏”二但是在“乘卫星，驾火箭，超英越美赶苏联”和“一天等于二去年”的大气候下，这位妇女队长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受到了是扬。
对这些接踵而来的奇异现象，很多人瞳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浮夸风刚一抬头，我就有些茫然，随着浮夸风愈演愈烈，我不侄想不通，而且有些痛心疾首。但是，在这种狂热的年代，在这种特花的政治氛围中，谁敢说句不利于跃进的话呢？
当浮夸风越来越“雷厉风行”的时候，广大党员、干部和许多仗员也越来越觉悟起来，这股开天辟地以来收奇异怪风渐渐受到了人们的抵制，缩小了市场。果然，中央很快下发了《十二条》，纠正了这股歪风邪气，使农业生产又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窦马公共食堂
. 1958 年8 月份，我不；；县长孙晋在大荔县参加农具改革会议，人报纸上看到了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的消息，觉得既新鲜，又突件；既兴奋，又茫然。这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件大事，所以并不知道这种食堂咋样搞法，不知道一家伙把几十户人家的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吃一锅饭会是怎样的情景。但是，人们行动之快、执行之坚决令人十分惊讶。不到几天时间，大荔县城关的生产队就办通了公共食堂，社员们拿着碗筷排队领饭，象工厂的工人和学校的学生排队吃饭一样，而且比工人、学生更优越― 吃饭不要饭票，更不要钱。看到这种情况，不知是兴奋还是诧异，就咋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思量着实行集体吃饭中的许多细节问题，诸如粮食供应、磨而、绞水、管理、核算和做的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做的少了不够吃怎么办？还有爹喜欢吃辣，娘喜欢吃酸，男喜欢吃干，女喜欢吃汤等等矛盾。
几天后，孙晋县长向我说道：“敬章，中央有精神，人民公社要大办食堂呢，这事你也一定知道了。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规模之大，生产资料属公的‘一大二公’精神。回去以后，赶快行动，先在你们大队搞个试点。”
可是，当为期七天的会议刚一结束，我回到村上一问，村上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已经筹备起了窦马大队第一个公共食堂，行动之快，态度之坚决出我意料。
原来，在高民生等同志的带领下，先在八队高芳宣家办起了一人“典型”食堂。因为大家要在一起吃饭了，过“大家子日子”了，既好奇，又兴奋，社员干部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把高芳宣前院的三间大房连修带刷，弄得焕然一新。还给门前贴了绿红标语，象过喜事一般地讲究。大房里盘了三个大锅台，支了两个大案板，买了大新锅和其它灶具，板凳、兀凳、大水缸等一应俱全，既排场又阔气。
八队食堂由高峰春管理，除了专人磨面、专人绞水以外，又在全队挑选了八、九个干净利索、做饭技术较好、拖累较少、思想觉债较高的妇女为公共食堂炊事员。同时，把各家各户粮食全都调”出来，交给队上。老实巴交的人，就囤见底儿全部上交，还兴高采烈地说：“以后不做饭了，光吃现成的，跟工人、干部一样，潦得很。”有脑子、有心计的人却缴了一部分，给自家偷偷留了一部分－而且留的都是细粮。
食堂刚刚办起来，虽说在管理上缺少经验，但人们还都非常吕觉，舀饭掌勺的人，也很公道，一视同仁，很少有稀稠和多少不戈三现象。而且吃得很好，油水也多，有时还能吃上几蛋肉躁子。到了9 月份，16 个生产队连续都办起了食堂，既红火，又多闹。到了1959 年上半年，天旱歉收，自然灾害降临，公共食堂越刃越糟。先是粉子、红芋、玉面摸，一家一只大盆子领饭，已是矛盾重重。后来天天为稀、为稠、为多、为少、为早、为迟憋气，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成立公共食堂时，已经实行了“军事化”。大队为营，小队为排社员劳动不记工分，把劳力分为八级。正因为做活不记工，吃饭不要钱，导致了许多人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装病的、卖老的、找各劫借口不出勤干活的越来越多，社员思想混乱，指挥失灵，干活质量下降，效益不高。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一级二级胡转呢，三级四级实干呢，五级六级磨面呢，七级八级上县呢。

一、二级是干部，很少参加劳动，只是指手画脚，指挥别人

就下来了。但我还是没接那碗，既没批评也没表扬那个管理员，只是苦苦一笑，说：“我吃过了。”就抽身走了。我知道，要是再迟疑一会，自己就要犯错误。
1960 年11 月份，县上召开了4300 多人参加的五级干部全议，学习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扮示信》（即《十二条》 ），揭发批判了“共产风”等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整顿，退赔了平调的粮食、房屋和其它物资，执行了按苏分配政策和少扣多分的原则，提高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整杯人民公社的同时，公共食堂也彻底解散了。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在1959 年至1961 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十分区难。多数人吃不饱肚子，整天在饥饿之中苦苦挣扎。
但是，许多党员干部在这种极度困难的岁月中，仍能坚持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优良作风和实事才是的革命传统。
有一天，副省长孙蔚茹到窦马大队检查工作，我向他反映了提食“一平二调”之后，出现了好坏不分、公共食堂管理混乱，多数气吃不饱饭等问题。但是，孙副省长听后，一句话也没说。我理解浮导的心情。在这种大气候下，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能说些什么呢．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我们的督促和鼓励，可是几千人的大村子，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点的东西盈待领导。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叫人摘了一包鲜苑豆。苑豆刚下来－翠绿翠绿的，又水灵，又鲜嫩。我想一包鲜豆角，既是自产的，又下是什么奢侈品，请领导尝尝鲜，也好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我拒三角向他递去，说：
“这是一包嫩豆角，请领导尝尝鲜。”
孙副省长一愣，说：“你摘这干啥。”
“每个社员都分么？"
“这… … ”我一下紧张起来，张日结舌。
“敬章啊，可不能这样嘛！”孙副省长委婉地说：“正长呢，可惜啊。”
跟前的干部很多，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脸红，又感到难受。这个曾在中条山对日本鬼子浴血作战的军人，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年代，竟连一把鲜豆角也舍不得吃。
吃午饭的时候，公共食堂吃的是玉米粉子、高粱面摸。社员们都看着他，我也既难过又惶恐地看着他。我伤心地想道：让领导吃这样的饭菜，我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心里有愧呀！但是，孙副省长端起碗，谁也不看，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许多社员都难过地背过脸去。
在这种年月，能喝上玉米粉子算是好饭了。但高粱面摸，我们当地人却很少吃，也吃不惯。可是，高粱这种农作物耐脊薄、抗旱、抗病，产量又高，为了度荒，政府就号召社员多种高粱。也从东北等地调了一批高粱，作为返销粮救济粮搭配下来。许多社员一见吃高粱面摸或是高粱稀饭，就直皱眉头。但肚子很饥，还是照吃不误，少给谁半个高粱摸，谁就会和你吵架。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说：

高粱面，真难看，简直就象血蛋蛋。猪吃了，不拱圈，鸡吃了，不下蛋，马吃了，不吊线（发情）人吃了，难大便。

孙副省长吃高粱摸的情景，老是在我眼前不时地闪现，也深深地、长期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党的高级干部清廉正直，很少有多吃多占现象，但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多吃多占成风，群众意见很大。有大编顺口溜说：

吃闲饭，
打闲杂，
铁匠炉子熬着茶（大队都有铁匠组）。半夜油锅炸麻花，
婆娘（干部的老婆）嘴吃得油啦啦。谁提意见打麻达（找谁的麻烦）。

因为有的干部作风败坏，不顾影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干群关系和干部形象。
一些干部能这样胡作非为，群众不仅有意见，而且部分社员诬“上行下效”，开始偷开了集体粮食、棉花和其它财产，并愈演愈烈二于是就有“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当模范。”“偷偷摸摸，吃吃畴喝；不偷不逮，饿死活该”等说法。
大多数干部社员虽然忍饥受饿，但都能遵纪守法，并涌现了许多维护集体利益和集体财产的好人好事。我们窦马从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干部．，从生产队干部到普通社员，很少出现特殊化或是损万集体利益的事。主要的原因还是干部、社员思想觉悟较高，能够吕觉地管好自己。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队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许多小p 干部也是一身正气。“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作又过硬，思想过硬，歪风邪气就抬不起头来，更不可能形成气候。首先，我自己先要行得端，走得正，肚子再饿，也要管住自己芝嘴巴。我不仅在食堂里没有多吃多占过一次，而且对家人要求也一分严格。我的二儿子许凌超正上初中，十五、六岁，正是吃饭不知道饱的年龄。有一次，饲养员套车割首蓓回来，在路上1 遗了一把首楷，凌超就拾起来夹在胳肢窝，准备拿回来煮熟吃。我正好在大门口坐着，见状就问：
“你到哪里拿的首蓓？"
“路上拾的。”凌超满不在乎而且理直气壮地说。
“拾的也不能拿回来！”我厉声说道，“首楷是集体的，谁也拿不成！你赶快送到饲养室去！"
凌超有些不服气，也有些委屈，眼里嗜着泪花说：“拾的就拾的，又不是偷的！要送，你送去！”说罢撂下首信，哭着跑了回去。我知道孩子肚子饿了，但我还是把首信送到了饲养室。我觉得，不论是大干部、小干部，管不住自己，就管不住群众。自己脚跟不正，怎毙正人？说得再好听，再动人，不如行动。言教不如身教，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大队的治安主任叫祁志选。他年富力强，敢说敢干，工作认真，坚持原则，真是一块好钢。别的大队的首楷常被人偷，有的首啥被攫成了光杆杆，但窦马村16 个生产队的几百亩首楷没人敢偷。因为祁志选整天整夜地守在地头，天王老子也不认。正因他工作认真，加上脾气不好，后来在“文革”中被围斗，批判了多次，但他是个硬汉子，打死也不低头，受了许多委屈和人身攻击。在这种困难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敢说实话。省粮食厅厅长冯绍字来窦马检查工作，我如实向他反映说，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导致了消极情绪。有的壮年人留胡子装老汉，逃避劳动。公共食堂浪费严重，弊病很多，社员吃不饱，意见很多等等。冯厅长回到省上，向上级如实汇报了我所反映的情况，结果没有多长时间，就受到了处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吃一惊。冯厅长受到处分，起因在我，而我却没有受处分，大概因为我是个农民的缘故吧。县委书记王彬，写了一封关于公共食堂情况的反映，谈到了一些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之心，托我捎给赵伯平省长，没有几天，王彬同志也受到了批斗和处分。
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完全是“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我们党匹优良传统受到了空前的严重影响。但是广大党员干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仍然一如既往，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和号望‘而且在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中，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艰攻难，补偏救弊，统筹协调，终于走出了困境，的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也显示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要是把19 反年前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放在旧社会，不知会有多少人抛尸荒范· 家破人亡啊！

胡耀邦书记说：“这是瞒产公分嘛”
六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一些大队、小队为了使社员们能多吃一点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便悄然兴起了另一种分配方式“瞒产私分”。
顾名思义，瞒产私分就是压低上报产量，适当留点余地，把京下来的粮食按照一定的分配方式分给社员。
这种瞒产私分的办法起源于生产小队。因为这种方式有“弄度作假”、“压产瞒上”的成份，所以开始搞得极为隐秘。然而，生产从是个大家庭，啥人没有？于是慢慢地便流传开来，不少生产队便七着胆子效仿。有的大队干部也知道，却都明白装糊涂，既不敢向二反映，也不忍心制止。时间长了，上头知道了这种现象，非常恼火－就处理了一些干部。
当然，按照《 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 规定，人民公社是“三级环有，队为基础”。生产队分配自己的东西，按理是合法的，其所以能贯以“私”字，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影吸瞒产私分曝光以后，县上组织专人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在胡书记的追问下，有几位同志方才壮着胆子说了实情，胡书记听后，转向县上的负责同志，问道：
“是这样吗？"
“是… … ”县上领导不知是吉是凶，很有些迟疑。
胡耀邦书记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风趣地说：“按人分也罢· 三劳分也罢，按人劳比例分配也罢，算什么私分？这是‘瞒产公分’嘛… －整个会场的同志，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突然，全都震惊得理大了眼睛。这么严重的事件，胡书记一句话就烟消云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嘛。”胡书记严肃地说，“劳动者用血汗换畏的果实，怎么不能由自己分配呢？超额完成了农业税、超购粮，有什一不合理，不合法的呢？这完全是社员们的正当权利嘛。”
胡书记的讲话传得很广，挽救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我十分崇誉他，崇敬他实事求是、敢说实话、敢于面对现实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