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文革”中
罢“官”前后
1966 年6 月1 日，《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日，北京大学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诬陷和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8 月5 日，毛泽东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 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 ）。于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前夕，先是破“四旧”，立“四新”，拆庙宇，毁塑像，砸石碑，烧书画。从四川过来的一队“红卫兵”跑到茂陵文管所，要砸烂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所长王志杰心急如焚，不顾生命安危，向红卫兵小将解释说，这批文物是全国仅有的10 多件汉代文物国宝· 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青年不听，还是坚持要砸，并说．破“四旧”就是要砸烂一切旧的东西，汉代的石刻难道不是旧的吗于有的就拉开王志杰，王志杰奋不顾身，冲上去护着石刻说：“你们扛道不知道，我们解放北京、上海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还叫大家保护文物呢。”这一说，有的青年就犹豫起来。经过王志杰同志再三解释，方才把这批国宝保护了下来。但是，当时还没有被正式管理起来的唐杨贵妃墓，却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不少唐宋碑石被毁。一些人冲到县文化馆，把许多书籍拉出来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窦马村也成立了“征黑浪兵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我。除了给我戴高帽子游街、上批斗会外，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漏划地主，又诬陷栽赃，说我在过去有两个人命问题，还派专人到处调查我的历史。秋季又派来了几口下，盛目口社教先遣队，把所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统统叫到大队油坊开会· 罢了我的“官”。我求他们让我当个小组长，只要能劳动，能工作就行，但也遭到了拒绝。我被勒令“靠边站”以后，说自由，也不自由，“造反派”不准我离开村子交待问题，出外必须请假，还要做到随叫随到。我整天被叫去审查· ，即使回到家里，也不轻易走出大门。当时大兴“串连”之风，许多红卫兵小将喊着要发扬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一批一批地背上铺盖，挎上印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绿色挎包，徒步到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
我的二儿子许凌超当时正上农校，1966 年10 月中旬，他们组织七名同学徒步去北京串连。他们高举着红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曲、排着队从村北高干渠边走过，一直向东方走去。
，当时，我虽然挨整、被斗，可我对自己并不担心，而担心的，却是红卫兵各组织之间的武斗。红卫兵都是青年，一腔热血，忠于革命，即使行为偏激，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年轻、幼稚、单纯，不像那些有野心、有企图、有目的的头头们。
这时候虽然高喊着“抓革命，促生产”，但狂热的“革命性”已经淹没了生产，谁要真正抓生产，就会被戴上“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所以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也无法办公。而且武斗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我被拉上游街时，头上戴着用牛笼嘴糊的高罐罐帽子，大约有近一米高，最顶端是个尖尖。但是，没有一个大人相跟，跟的全是些十多岁的小学生。戴高罐罐帽子时，娃们个子小，我个子高，娃们够不着，我就弯下腰让娃们给我戴。娃们还是够不着，脸都挣红了，我就笑道：
“看把我娃挣的。来，叫三爷自己戴。”
我接过帽子戴在头上，摇了摇，笑道：“你们看，行不行？" 帽子太高，在空中忽悠忽悠地闪着，惹得娃们咯咯地笑了起来。
在村里游了一圈，没一个社员凑热闹。接着又游到邻村马刨泉。不料一进村子，不少老年人就跑了过来，指着红卫兵连说带骂：“你们得是吃的多了！没事弄了，拉着许书记游街，也不怕天打雷击！许敬章要是有问题，窦马还有好人么！"
“毛主席都和许书记握手呢，你们敢拉许书记游街，寻着招祸 “吃饱了撑的！不是许敬章，你们能吃饱肚子吗？回去问问你爸，看许敬章是好人还是瞎人！"
我虽然被罢了“官”，虽然不大自由，但和各生产队队长的联系却没有终断。我不好直接去找他们，但他们却常常前来找我，我向他们说：
“不管我当不当干部，不管运动咋搞，队上的生产一天也不能停。误了庄稼，没有饭吃，哭都来不及了。1962 年受的罪，可千万不敢忘了。他乱他的乱，咱干咱的干。”
好在我们窦马村那一帮子干部都很正气，又能吃苦，广大社员也深知情理，深明利害，那为数极少的“征黑浪兵团”成员，大部分也逐渐觉醒过来，剩下的几个骨干，也是牛蹄窝的水― 翻不起大浪。所以，外大队的生产停了，窦马大队没有停。就是批斗会什么的，也大都放在晚上进行。于是所谓“革命到底”的“造反派”骨干，就气得骂起了“保皇派”:
资产阶级保皇派，破坏造反坏坏坏！死心塌地来保皇，甘当黑帮的狗奴才！
谁是“保皇派”，谁是狗奴才；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广大党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最清楚。
在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斗、枪战时，各派为了表示自己是“真革命”，为了装饰自己的门面· 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都搜肠刮肚地拉拢社会名流。所以，有的造反派又来找我，说：“许劳模，站个队吧。站了队，既能保护自己对革命也有好处。否则，你整天只会提心吊胆的”。
站队就是承认那个造反派组织，就依靠或是参与这个组织的“革命”活动。站到这边，又必然引起另一边的反对；站到那一派，这一派又必然进行“声讨”，这不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吗？自己受点委屈、受点折磨不要紧，如果因此挑起武斗，说不定就会死人的。至于提心吊胆一说，我自己最了解自己。人常说，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干事，心底坦荡，光明磊落，有什么提心吊胆的。至于造反派栽赃诬陷，那是造反派的事，自己也无法左右。特别是漏划地主问题和两个人命问题，一个是有政策界线；一个完全是攻击诬陷。所以，我笑道：
“我的队早站了，站的就是共产党的队，人民群众的队。再说，我不整人害人，不违犯党纪国法，行得端，走得正，为啥要提心吊胆呢？”我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小伙子，革命要搞，生产也要抓呢。咱都是农民，不干活，不生产，打不下粮食，别说为革命、支援国家建设，你自己也得挨饿受罪了。你问问你爸，1961 年冬天，你爸饿得在屋里哭呢。你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饿得跌倒了，脸都绊破了，你忘了吗？"
我这么一说，那几个小伙子非常感动，忙站起来，半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
文化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凡是正直的人，凡是有点脑子的人，凡是上了年龄的人，嘴上不敢说，但谁心里不明白？仅文化大革命中贴大字报浪费的纸张，能堆几座小山！打浆糊用的面粉，够小国家的人吃几年！而且耽误的时间、生产和人们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简直无法计算。
在此期间，中央也没有忘记生产，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建设，再三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眼看着造反派们整天斗人、批人、吵架、武斗、围攻党政机关，到处夺权、打砸抢，群众忍无可忍，就编了几句顺口溜：
抓革命，
促生产；
手不动，
嘴上喊，长期静坐不要脸！
后来军宣队进驻窦马，有些老汉便请求说，不“解放”许敬章，扮窦马就不得了啊！
军宣队经过调查了解，很快恢复了我的“官职”。从被罢“官”到重新结合，我共停职42 天。
恢复党支部书记职务以后，我第一个要干的，就是抓生产，就是继续开展治坡平地大会战！我在社员大会上讲，第一是生产劳动，第二是劳动生产。
于是，就有人说我是以生产压革命，以生产对抗文化大革命，”以生产反对造反。但我君泊，他们越是这么说，我的态度越坚决。我在大会上宣布：不参加生产劳动，一律不准记工分！我还说，谁敢给不劳动的人记一分工，我就扣他十分工！
我的决定得到了广大社员的热烈拥护。许多老农说：“还是敬章敢整！"
于是，松懈了几十天生产的窦马大队，又全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搜肥、积肥、“一平三端”和修渠、修路、植树高潮。
有人说，敬章这人胆大。
其实，这不是胆大与胆小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干部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问题。我没有因为被批斗、．被游街灰心丧气，更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大队干部高民生、许志强等同志也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冲击，受到批斗、围攻，被拉上到处游街。但这些同志清廉正直，问心无愧。有的同志正气凛然地说：“要斗就斗，要批就批，方上溜上老杠上，随便！但要叫我低头认罪，没门！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罪！”因此，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怕他们经过这场折磨，意志消沉，就找他们谈心他们比我还想得通，说：“许书记，你不要为我担干― 谁叫咱是党员呢！”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续都被结合了，而且比原先的干劲更大了。、说理不整人，做思想工作。不料心。该咋干，照样咋。后来，这些同志陆续都被结合了，而且比原先的干劲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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