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反“右”运动，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文革”期间，进一步大讲“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使许多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把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统称“五类分子”。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好好劳动，接受改造。这些人的子女，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否则就是“乱说乱动”，就要受到批斗和处罚。窦马大队共有五类分子30 多人，这些人一般都很老实，虽然很少说话，但劳动卖力，别人不愿干的重、脏、累的活路，派这些人去，没有一个人敢有意见。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一句话说不好，就上纲上线，少不了挨斗，甚至挨打。所以，他们都小心谨慎。尽管五类分子在建国以后，并无大错，很多人也都愿意接受改造，但每逢运动，免不了被“敲打敲打”。有人甚至把整五类分子当成了挣工分、吃轻省、人团、人党和当干部向上爬的梯子。于是，有人专门找“斗争”对象，无事找事，小事当成大事，制造矛盾，制造分裂，还满口的“革命”词儿。

所以，在对待五类分子的问题上，我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有问题就揭，没问题不能无中生有。管制、批斗、改造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他们，而不是故意整人，更不能随便打人、整死人。

于是，我定了一条规矩：窦马村批人不整人，斗人不打人，教育人不迫害人。我是党支部书记，所以在党员干部会上就公开讲道：“管制人、批斗人是为了教育人、改造人。谁整人、打人、迫害人，谁个人负责，我许敬章不负责。我们党有政策，有原则。我们人民解放军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不打人、不骂人和代待俘虏的规定。五类分子犯法，自有国法治他，咱们不能随便打他：中央也有明确规定：用文斗，不用武斗。这点谁也不能违犯！" 由于我们坚持政策，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而周围有些大队已经发生了打人、甚至逼死人的现象。
每次批斗五类分子，我都亲自到会。只要我在，谁也别想打人：我们村的高琴轩，旧社会时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上过中学，又在国民党黄埔军校七分校受过训练。人很忠诚，细心，字也写得很好，又喜欢作诗撰联。建国后，他在外地参加了一段革命工作，由于历史问题，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遣送原籍，接受劳动改造。通过长期观察和接触，我发现高琴轩除了上过黄埔军校的历史问题外，别无劣迹。他平常不苟言笑，却很和气，劳动又好，更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群众对他的反映普遍不错。
“文革”中，造反派打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旗号．两大派为了显示他们“真革命”的造反精神，争先恐后地批判高琴轩。
在批斗逐步升级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斗高琴轩外，又私设公堂，罚跪、嘲讽、侮辱、直到毒打，进行明目张胆的人身攻击。广大社员看不惯，但在当时那种特有的政治气候下，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一句话说不好，就给你扣上了“反革命”或是“坏分子”的帽子，一会就变成了“黑五类”。我当时是全窦马村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常常被揪斗。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就决定找红卫兵说理。否则，再这么折磨下去．高琴轩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去找造反派的时候将“义愤”填膺，斗志昂扬，，正逢他们在大队批判高琴轩。红卫兵小不住地大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打倒蒋介石的忠实走狗高琴轩！" “高琴轩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刀刮高琴轩！" “火烧油炸高琴轩！" 门口有两个青年见我不“揪”自来，前，低声说：“今个又没揪你，跑来干啥？就觉得诧异，忙跑到我跟赶紧回去！" 看那神色，听那口气，他们是为了我好。我笑了笑说：“不怕，我来找你们头头。”“你是没事寻事呢! ”一个青年连忙把我拉到大门外边，很有些惶恐地说：“你倒挺积极的！就是交待问题，也等批斗会结束后再来呀！‘我想了想，这时候进去也的确不是时候，就笑丁关，将男四去

到了晚上，我找到了红卫兵“兵团司令“，他见’伙胜叹艺里岌决群界“兵团司令”，他见了我觉得非常奇他一听火了，一拍桌子说：“你这个‘走资派’有资格说这话吗？

你知道你在为什么人说话吗？你的问题还没弄清呢，竟敢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说：“咱是说理来了，不是吵架来了。我的问题没弄清，你们继续调查么。再说，我不是包庇他，我是说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党的政策。”
“他是蒋介石的徒子徒孙，是反革命！他对我们无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仇恨，连他的骨头都是反动的。这种人不好好收拾，我们还抓什么阶级斗争呢！' ’他瞪着眼睛愤愤地说。
我说：“他反动不反动，要看实际表现。他自遣返回来以后，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呀！而且劳动积极，又能接受群众监督和改造· 所以就应该给他出路。”
“他是假积极，是笑面虎，是个十分善于伪装的敌对分子！" 我见和他说道理说不清，他也不听，还提着大帽子胡抡，我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说：“你说说，毛主席的话你们听不听？"
这一问，他立时软了，说：“谁能不听毛主席老人家的话呢？不听毛主席的话，那不成了假革命！"
见他态度软了，我却强硬起来，我说：“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为啥叫高琴轩下跪？为啥私设公堂打人？政策上哪一条哪一款有这个规定？"
“司令”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继续说道：“毛主席、共产党把清末的皇帝都改造好了，大赦了，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高琴轩算个啥！揪住不放，也不是党的政策！"
接着，我又向他讲了许多道理，许多政策，他虽然还不服气，爱底还是有些触动。
我被“解放”以后，又给军宣队的同志汇报了我对高琴轩的认识，介绍了他的详细情况，军宣队又经过广泛地调查、审查和征求一些贫下中农的意见，高琴轩方才拣回来一条性命。
我们大队的其他干部，如高民生、许志强、赵近礼、祁新荣以及张俊先、赵安民等人，在对待“五类分子”的问题上，认识都很明确．那就是严格要求，加强改造们、侮辱他们。
后来，我叫高琴轩护树，重在教育，重在表现，从来不歧视他，他白天守责。就是雨天，他也打着伞，穿上泥鞋，夜晚看，认真负责，尽职尽，来回巡查。冬天，特别是在

北风呼啸的晚上，尽管寒气袭人，他也裹着棉袄，拿着手电筒，也要在他的护段里转几个来回。所以，他护的树木，一苗不差，长得齐刷刷地好看，受到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

村庄，晚上看不见灯光，而高琴轩却与世长辞了，夏天晒不上太阳”的远景规划终于实现了，。但他的奉献，他的功绩却留给了后人。，一个大队干部要想整个社员，那是

我曾碰上了一桩怪事：一个青年人，无缘无故地把我骂了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一个大队十都妥想赞／，一，, ' " ”平件很容易的事。只要稍稍地渺借口，找点岔子，或是上点笋主弃线，立马就会叫他变成“坏分子”。但是，我们大队的干部从采小整人，即使被误会、受委屈，也不会因此记恨在心，借机报复。

顿。 有天下午，我在家里正和一位驻队干部谈着科学种田的事，不料一个小伙子跑来，当着驻队干部的面，立眉横眼地质问我：“这几天为啥不放电影？"
因为我们正在谈工作，并没有注意他的气色和态度。再说，贡年人爱看电影，也常常有人问放电影的事，所以，我说：“这几吞号路很忙，过几天就放。”说罢，又和那位干部谈了起来。谁知这个小伙子是个火爆性子，一听就连说带骂起来：“电影机是集体买的，咋光由了你！你想放就放，不想放就不放，啥狗屁干部！"
我一听，脑子立刻轰地一下，气得手都颤起来。说句实在话，我自当干部以来，还没有人在我的屋里说三道四，更不要说骂我了。所以，我也气冲冲地说：“这娃咋咧？咋出口就骂人呢？活这么忙的，等几天不行么？小伙子一看我生了气，一点也不怯火，声音反倒高了，说：“笃就骂咧，看你还能把我啃两口！活忙：还忙到晚上了？晚上不叫人看电影，把机子搁到屋里生儿子呀！"
在场的几个社员也躁了，要打这个青年。我忙挡住说：“甭旋来！”又转向小伙子说：“就是想看电影，也好好说说，咋就开口伤人呢？咱们给大队买了电影机子，就是为了给大家放电影么，我怕你看？快回去，我们还有事呢！"
那个青年仍然翠着脖子，脸色铁青，狠狠瞪着我。几个社员忙拉着他，边走边说：
“许书记正忙着呢，你胡搅的啥呢？年青青的，出口伤人，寻看招祸呢！"
看着小伙子骂骂咧咧地走了，那位驻队干部非常气愤，他跑至＿县上，向一位领导反映了这件事情，这位领导也火了，立刻派人至＿窦马村，要召开社员大会，要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我知道一上纲上线，这个青年一生也就完了。我忙说道：
“青年人，谁没有脾气。这娃本质不坏，就是性子不好。当时正在气头上，骂了我几句，后来也后悔了。我看，这会就不开了吧。”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当个领导也真难呢，啥事都要想到，还要能喝几桶潜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能公报私仇，不能整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要多替别人想想，少为自己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