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文革”中

罢“官”前后

1966 年6 月1 日，《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日，北京大学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诬陷和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8 月5 日，毛泽东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 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 ）。于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前夕，先是破“四旧”，立“四新”，拆庙宇，毁塑像，砸石碑，烧书画。从四川过来的一队“红卫兵”跑到茂陵文管所，要砸烂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所长王志杰心急如焚，不顾生命安危，向红卫兵小将解释说，这批文物是全国仅有的10 多件汉代文物国宝· 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青年不听，还是坚持要砸，并说．破“四旧”就是要砸烂一切旧的东西，汉代的石刻难道不是旧的吗于有的就拉开王志杰，王志杰奋不顾身，冲上去护着石刻说：“你们扛道不知道，我们解放北京、上海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还叫大家保护文物呢。”这一说，有的青年就犹豫起来。经过王志杰同志再三解释，方才把这批国宝保护了下来。但是，当时还没有被正式管理起来的唐杨贵妃墓，却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不少唐宋碑石被毁。一些人冲到县文化馆，把许多书籍拉出来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窦马村也成立了“征黑浪兵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我。除了给我戴高帽子游街、上批斗会外，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漏划地主，又诬陷栽赃，说我在过去有两个人命问题，还派专人到处调查我的历史。秋季又派来了几口下，盛目口社教先遣队，把所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统统叫到大队油坊开会· 罢了我的“官”。我求他们让我当个小组长，只要能劳动，能工作就行，但也遭到了拒绝。我被勒令“靠边站”以后，说自由，也不自由，“造反派”不准我离开村子交待问题，出外必须请假，还要做到随叫随到。我整天被叫去审查· ，即使回到家里，也不轻易走出大门。当时大兴“串连”之风，许多红卫兵小将喊着要发扬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一批一批地背上铺盖，挎上印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绿色挎包，徒步到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
我的二儿子许凌超当时正上农校，1966 年10 月中旬，他们组织七名同学徒步去北京串连。他们高举着红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曲、排着队从村北高干渠边走过，一直向东方走去。
，当时，我虽然挨整、被斗，可我对自己并不担心，而担心的，却是红卫兵各组织之间的武斗。红卫兵都是青年，一腔热血，忠于革命，即使行为偏激，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年轻、幼稚、单纯，不像那些有野心、有企图、有目的的头头们。
这时候虽然高喊着“抓革命，促生产”，但狂热的“革命性”已经淹没了生产，谁要真正抓生产，就会被戴上“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所以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也无法办公。而且武斗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我被拉上游街时，头上戴着用牛笼嘴糊的高罐罐帽子，大约有近一米高，最顶端是个尖尖。但是，没有一个大人相跟，跟的全是些十多岁的小学生。戴高罐罐帽子时，娃们个子小，我个子高，娃们够不着，我就弯下腰让娃们给我戴。娃们还是够不着，脸都挣红了，我就笑道：
“看把我娃挣的。来，叫三爷自己戴。”
我接过帽子戴在头上，摇了摇，笑道：“你们看，行不行？" 帽子太高，在空中忽悠忽悠地闪着，惹得娃们咯咯地笑了起来。
在村里游了一圈，没一个社员凑热闹。接着又游到邻村马刨泉。不料一进村子，不少老年人就跑了过来，指着红卫兵连说带骂：“你们得是吃的多了！没事弄了，拉着许书记游街，也不怕天打雷击！许敬章要是有问题，窦马还有好人么！"
“毛主席都和许书记握手呢，你们敢拉许书记游街，寻着招祸 “吃饱了撑的！不是许敬章，你们能吃饱肚子吗？回去问问你爸，看许敬章是好人还是瞎人！"
我虽然被罢了“官”，虽然不大自由，但和各生产队队长的联系却没有终断。我不好直接去找他们，但他们却常常前来找我，我向他们说：
“不管我当不当干部，不管运动咋搞，队上的生产一天也不能停。误了庄稼，没有饭吃，哭都来不及了。1962 年受的罪，可千万不敢忘了。他乱他的乱，咱干咱的干。”
好在我们窦马村那一帮子干部都很正气，又能吃苦，广大社员也深知情理，深明利害，那为数极少的“征黑浪兵团”成员，大部分也逐渐觉醒过来，剩下的几个骨干，也是牛蹄窝的水― 翻不起大浪。所以，外大队的生产停了，窦马大队没有停。就是批斗会什么的，也大都放在晚上进行。于是所谓“革命到底”的“造反派”骨干，就气得骂起了“保皇派”:

资产阶级保皇派，破坏造反坏坏坏！死心塌地来保皇，甘当黑帮的狗奴才！

谁是“保皇派”，谁是狗奴才；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广大党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最清楚。
在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斗、枪战时，各派为了表示自己是“真革命”，为了装饰自己的门面· 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都搜肠刮肚地拉拢社会名流。所以，有的造反派又来找我，说：“许劳模，站个队吧。站了队，既能保护自己对革命也有好处。否则，你整天只会提心吊胆的”。
站队就是承认那个造反派组织，就依靠或是参与这个组织的“革命”活动。站到这边，又必然引起另一边的反对；站到那一派，这一派又必然进行“声讨”，这不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吗？自己受点委屈、受点折磨不要紧，如果因此挑起武斗，说不定就会死人的。至于提心吊胆一说，我自己最了解自己。人常说，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干事，心底坦荡，光明磊落，有什么提心吊胆的。至于造反派栽赃诬陷，那是造反派的事，自己也无法左右。特别是漏划地主问题和两个人命问题，一个是有政策界线；一个完全是攻击诬陷。所以，我笑道：
“我的队早站了，站的就是共产党的队，人民群众的队。再说，我不整人害人，不违犯党纪国法，行得端，走得正，为啥要提心吊胆呢？”我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小伙子，革命要搞，生产也要抓呢。咱都是农民，不干活，不生产，打不下粮食，别说为革命、支援国家建设，你自己也得挨饿受罪了。你问问你爸，1961 年冬天，你爸饿得在屋里哭呢。你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饿得跌倒了，脸都绊破了，你忘了吗？"
我这么一说，那几个小伙子非常感动，忙站起来，半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
文化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凡是正直的人，凡是有点脑子的人，凡是上了年龄的人，嘴上不敢说，但谁心里不明白？仅文化大革命中贴大字报浪费的纸张，能堆几座小山！打浆糊用的面粉，够小国家的人吃几年！而且耽误的时间、生产和人们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简直无法计算。
在此期间，中央也没有忘记生产，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建设，再三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眼看着造反派们整天斗人、批人、吵架、武斗、围攻党政机关，到处夺权、打砸抢，群众忍无可忍，就编了几句顺口溜：

抓革命，
促生产；
手不动，
嘴上喊，长期静坐不要脸！

后来军宣队进驻窦马，有些老汉便请求说，不“解放”许敬章，扮窦马就不得了啊！
军宣队经过调查了解，很快恢复了我的“官职”。从被罢“官”到重新结合，我共停职42 天。
恢复党支部书记职务以后，我第一个要干的，就是抓生产，就是继续开展治坡平地大会战！我在社员大会上讲，第一是生产劳动，第二是劳动生产。
于是，就有人说我是以生产压革命，以生产对抗文化大革命，”以生产反对造反。但我君泊，他们越是这么说，我的态度越坚决。我在大会上宣布：不参加生产劳动，一律不准记工分！我还说，谁敢给不劳动的人记一分工，我就扣他十分工！
我的决定得到了广大社员的热烈拥护。许多老农说：“还是敬章敢整！"
于是，松懈了几十天生产的窦马大队，又全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搜肥、积肥、“一平三端”和修渠、修路、植树高潮。
有人说，敬章这人胆大。
其实，这不是胆大与胆小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干部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问题。我没有因为被批斗、．被游街灰心丧气，更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大队干部高民生、许志强等同志也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冲击，受到批斗、围攻，被拉上到处游街。但这些同志清廉正直，问心无愧。有的同志正气凛然地说：“要斗就斗，要批就批，方上溜上老杠上，随便！但要叫我低头认罪，没门！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罪！”因此，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怕他们经过这场折磨，意志消沉，就找他们谈心他们比我还想得通，说：“许书记，你不要为我担干― 谁叫咱是党员呢！”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续都被结合了，而且比原先的干劲更大了。、说理不整人，做思想工作。不料心。该咋干，照样咋。后来，这些同志陆续都被结合了，而且比原先的干劲更大了。

说理不整人

1958 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反“右”运动，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文革”期间，进一步大讲“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使许多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把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统称“五类分子”。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好好劳动，接受改造。这些人的子女，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否则就是“乱说乱动”，就要受到批斗和处罚。窦马大队共有五类分子30 多人，这些人一般都很老实，虽然很少说话，但劳动卖力，别人不愿干的重、脏、累的活路，派这些人去，没有一个人敢有意见。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一句话说不好，就上纲上线，少不了挨斗，甚至挨打。所以，他们都小心谨慎。尽管五类分子在建国以后，并无大错，很多人也都愿意接受改造，但每逢运动，免不了被“敲打敲打”。有人甚至把整五类分子当成了挣工分、吃轻省、人团、人党和当干部向上爬的梯子。于是，有人专门找“斗争”对象，无事找事，小事当成大事，制造矛盾，制造分裂，还满口的“革命”词儿。

所以，在对待五类分子的问题上，我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有问题就揭，没问题不能无中生有。管制、批斗、改造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他们，而不是故意整人，更不能随便打人、整死人。

于是，我定了一条规矩：窦马村批人不整人，斗人不打人，教育人不迫害人。我是党支部书记，所以在党员干部会上就公开讲道：“管制人、批斗人是为了教育人、改造人。谁整人、打人、迫害人，谁个人负责，我许敬章不负责。我们党有政策，有原则。我们人民解放军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不打人、不骂人和代待俘虏的规定。五类分子犯法，自有国法治他，咱们不能随便打他：中央也有明确规定：用文斗，不用武斗。这点谁也不能违犯！" 由于我们坚持政策，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而周围有些大队已经发生了打人、甚至逼死人的现象。
每次批斗五类分子，我都亲自到会。只要我在，谁也别想打人：我们村的高琴轩，旧社会时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上过中学，又在国民党黄埔军校七分校受过训练。人很忠诚，细心，字也写得很好，又喜欢作诗撰联。建国后，他在外地参加了一段革命工作，由于历史问题，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遣送原籍，接受劳动改造。通过长期观察和接触，我发现高琴轩除了上过黄埔军校的历史问题外，别无劣迹。他平常不苟言笑，却很和气，劳动又好，更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群众对他的反映普遍不错。
“文革”中，造反派打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旗号．两大派为了显示他们“真革命”的造反精神，争先恐后地批判高琴轩。
在批斗逐步升级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斗高琴轩外，又私设公堂，罚跪、嘲讽、侮辱、直到毒打，进行明目张胆的人身攻击。广大社员看不惯，但在当时那种特有的政治气候下，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一句话说不好，就给你扣上了“反革命”或是“坏分子”的帽子，一会就变成了“黑五类”。我当时是全窦马村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常常被揪斗。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就决定找红卫兵说理。否则，再这么折磨下去．高琴轩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去找造反派的时候将“义愤”填膺，斗志昂扬，，正逢他们在大队批判高琴轩。红卫兵小不住地大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打倒蒋介石的忠实走狗高琴轩！" “高琴轩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刀刮高琴轩！" “火烧油炸高琴轩！" 门口有两个青年见我不“揪”自来，前，低声说：“今个又没揪你，跑来干啥？就觉得诧异，忙跑到我跟赶紧回去！" 看那神色，听那口气，他们是为了我好。我笑了笑说：“不怕，我来找你们头头。”“你是没事寻事呢! ”一个青年连忙把我拉到大门外边，很有些惶恐地说：“你倒挺积极的！就是交待问题，也等批斗会结束后再来呀！‘我想了想，这时候进去也的确不是时候，就笑丁关，将男四去

到了晚上，我找到了红卫兵“兵团司令“，他见’伙胜叹艺里岌决群界“兵团司令”，他见了我觉得非常奇他一听火了，一拍桌子说：“你这个‘走资派’有资格说这话吗？

你知道你在为什么人说话吗？你的问题还没弄清呢，竟敢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说：“咱是说理来了，不是吵架来了。我的问题没弄清，你们继续调查么。再说，我不是包庇他，我是说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党的政策。”
“他是蒋介石的徒子徒孙，是反革命！他对我们无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仇恨，连他的骨头都是反动的。这种人不好好收拾，我们还抓什么阶级斗争呢！' ’他瞪着眼睛愤愤地说。
我说：“他反动不反动，要看实际表现。他自遣返回来以后，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呀！而且劳动积极，又能接受群众监督和改造· 所以就应该给他出路。”
“他是假积极，是笑面虎，是个十分善于伪装的敌对分子！" 我见和他说道理说不清，他也不听，还提着大帽子胡抡，我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说：“你说说，毛主席的话你们听不听？"
这一问，他立时软了，说：“谁能不听毛主席老人家的话呢？不听毛主席的话，那不成了假革命！"
见他态度软了，我却强硬起来，我说：“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为啥叫高琴轩下跪？为啥私设公堂打人？政策上哪一条哪一款有这个规定？"
“司令”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继续说道：“毛主席、共产党把清末的皇帝都改造好了，大赦了，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高琴轩算个啥！揪住不放，也不是党的政策！"
接着，我又向他讲了许多道理，许多政策，他虽然还不服气，爱底还是有些触动。
我被“解放”以后，又给军宣队的同志汇报了我对高琴轩的认识，介绍了他的详细情况，军宣队又经过广泛地调查、审查和征求一些贫下中农的意见，高琴轩方才拣回来一条性命。
我们大队的其他干部，如高民生、许志强、赵近礼、祁新荣以及张俊先、赵安民等人，在对待“五类分子”的问题上，认识都很明确．那就是严格要求，加强改造们、侮辱他们。
后来，我叫高琴轩护树，重在教育，重在表现，从来不歧视他，他白天守责。就是雨天，他也打着伞，穿上泥鞋，夜晚看，认真负责，尽职尽，来回巡查。冬天，特别是在

北风呼啸的晚上，尽管寒气袭人，他也裹着棉袄，拿着手电筒，也要在他的护段里转几个来回。所以，他护的树木，一苗不差，长得齐刷刷地好看，受到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

村庄，晚上看不见灯光，而高琴轩却与世长辞了，夏天晒不上太阳”的远景规划终于实现了，。但他的奉献，他的功绩却留给了后人。，一个大队干部要想整个社员，那是

我曾碰上了一桩怪事：一个青年人，无缘无故地把我骂了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一个大队十都妥想赞／，一，, ' " ”平件很容易的事。只要稍稍地渺借口，找点岔子，或是上点笋主弃线，立马就会叫他变成“坏分子”。但是，我们大队的干部从采小整人，即使被误会、受委屈，也不会因此记恨在心，借机报复。

顿。 有天下午，我在家里正和一位驻队干部谈着科学种田的事，不料一个小伙子跑来，当着驻队干部的面，立眉横眼地质问我：“这几天为啥不放电影？"
因为我们正在谈工作，并没有注意他的气色和态度。再说，贡年人爱看电影，也常常有人问放电影的事，所以，我说：“这几吞号路很忙，过几天就放。”说罢，又和那位干部谈了起来。谁知这个小伙子是个火爆性子，一听就连说带骂起来：“电影机是集体买的，咋光由了你！你想放就放，不想放就不放，啥狗屁干部！"
我一听，脑子立刻轰地一下，气得手都颤起来。说句实在话，我自当干部以来，还没有人在我的屋里说三道四，更不要说骂我了。所以，我也气冲冲地说：“这娃咋咧？咋出口就骂人呢？活这么忙的，等几天不行么？小伙子一看我生了气，一点也不怯火，声音反倒高了，说：“笃就骂咧，看你还能把我啃两口！活忙：还忙到晚上了？晚上不叫人看电影，把机子搁到屋里生儿子呀！"
在场的几个社员也躁了，要打这个青年。我忙挡住说：“甭旋来！”又转向小伙子说：“就是想看电影，也好好说说，咋就开口伤人呢？咱们给大队买了电影机子，就是为了给大家放电影么，我怕你看？快回去，我们还有事呢！"
那个青年仍然翠着脖子，脸色铁青，狠狠瞪着我。几个社员忙拉着他，边走边说：
“许书记正忙着呢，你胡搅的啥呢？年青青的，出口伤人，寻看招祸呢！"
看着小伙子骂骂咧咧地走了，那位驻队干部非常气愤，他跑至＿县上，向一位领导反映了这件事情，这位领导也火了，立刻派人至＿窦马村，要召开社员大会，要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我知道一上纲上线，这个青年一生也就完了。我忙说道：
“青年人，谁没有脾气。这娃本质不坏，就是性子不好。当时正在气头上，骂了我几句，后来也后悔了。我看，这会就不开了吧。”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当个领导也真难呢，啥事都要想到，还要能喝几桶潜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能公报私仇，不能整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要多替别人想想，少为自己打算。

“文革”与文物

我从1966 年10 月被罢“官，11 月中旬又获得“解放，继续担任着窦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恢复职务以后，我更加认识到时间的可贵、人生的可贵和真情的可贵。所以我咬着牙根，横下心来，冲破一切阻力，发誓要把生产搞上去，要为窦马的子孙万代创造幸福。
，其所以能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故乡窦马吗？更使我终生难忘的，当我被作为“走资派是窦马乡亲对我的真情。
”而批斗、游街时，村里许多乡党又气愤又难过，仿佛被批斗、游街的是他们自己。有的安慰我，看望我；有的对造反派不敢明骂就暗骂，一见造反派过来就唾唾沫，恶心得想要呕吐。凡是家里有造反派的家长，见了乡党也好像比人矮了一截，好像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一样，感到羞愧。也有的家庭为“造反”与不“造反”，为“革命”与不“革命”闹得星飞火溅，天昏地暗。父子反目，夫妻打架，兄弟扬镖，姊妹结仇的屡见不鲜。许多家庭出现了“保皇派”、“革命派”，旗帜鲜明，势力均等两派。都是一派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为革命勇于深山缚虎，大海擒蛟”的英雄气概。所以，许多勤劳朴实、患诚厚省的家长巾‘是望洋兴叹，无力回夭，只是唉声叹气，把一肚子忧虑和气愤压在自己的心里。当支左部队（302 部队）奉命进驻窦马以后，情况方才有了好部队支左，实际上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协调造反派之间关系，制止武斗有一天，村里一位年近，推动生产。
70 岁的老汉，不顾别人阻挡，不顾个人安危，一头闯进了支左部队的办公室。支左部队的领导是一位40 岁左右的连长。老汉一进门，便放声大哭，诉说着我参加农村工作

的前前后后，功劳与奉献，作风和为人，最后竟然跪倒在地，哭道：“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你再不答应叫许敬章出来当干部，我就跪着不起来。”连长见状，一下J 谎了

，忙扶老汉。但老汉死活不肯起来，还是两个战士过来，硬把老汉扶起来坐在椅子上，答应尽快弄清问题，任出决定。
自从支左部队进村以后，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继承和发圣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广大社员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弄借了事实真相。然后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我重新任职，重新工作。乡亲们的这种真情永远感动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不冬我在工作中有丝毫的懈怠。第二天我就召开了支委扩大会，18 ，、生产队队长全部参加（1964 年，我们又成立了十七队、十八队）。在会上，我首先安排了生产，着重安排了平地治坡。要求各片、各队彗少部分劳力抓好日常生产外，其余劳力一律上治坡工地。社员们见我又重新工作了，非常高兴，情绪一下高涨起来，拾坡工地上一家伙就上800 多个劳力。经过20 多天的大干、苦干．污坡70 多亩，当年就栽植了苹果树。70 多亩大的苹果园，在当时之兴平境内还是首家。在县、地农科站的指导下，这片果园很快开花结果，香飘原坡，惹得几十里路以外的干部社员都来窦马参观。当第一料果子收获后，社员们拿着又红又甜的苹果时，兴奋得热泪盈眶。许多社员万分感慨地说：“不是孟昭亮，不是许敬章，夕、老八辈子也想不到窦马村能种苹果，想不到我们能吃上自己种色苹果！"
就在我们大规模治坡平地时，不料喜从天降，挖出了国宝！第六生产队的高军田战斗组，在“一平三端”工程中专打硬仗：有一天，高军田抡撅头挖土，不料一撅头下去，只听“喘”地一声，条头泛得老高。因为用力很猛，手都震疼了。他不由“啊”了一声，觉得有些奇怪，既不像挖在砖块上，也不像挖在石头上。
“啥东西，咋这么硬呢？”他纳闷地说。
于是，几个人就都围过来，从硬东西的周围往下挖，我也走过来，问了情况，觉得有些奇怪，就对高军田说：
“军田，甭急，从周围慢慢挖，说不定有文物呢。”
我这一说，大家就都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连挖带刨。因为县上文物部门和近在咫尺的茂陵文管所所长王志杰同志早就给我说过，茂陵附近，特别是茂陵以东连接窦马村一带，是地下文物较多的地区，叮呼我们一定要爱护文物，保护文物，因此也就有些文物保护意识。
几个人刨了一会一块金黄金黄的东西来：下面全是些硬豆豆土，刨了土，突然发现了，看样子象是一匹金马。几个人就忍不住喊起

“金马！是金马！" 我的，。也坪坪地跳起来，立刻意识到发现“宝贝”了：翌”曼士田他们把刚起出来的土重新回填，留下专人看守，注意保黔汪息黔好现场，派人到茂陵文管所找王志杰报告去升。不一会，王志杰所长满头大汗地带领所里的儿侣卿查遨普呼来，在王所长他们的指导下，经过细心发掘，奇迹出现丁，是一只马驹。
农村人常说，谁的财命大，有福气，一撅头挖了个金马驹，那不

过是说说而已，但谁也没想到，今天真的挖出了金马驹！高军田把坑里的金马驹端上来，很沉，约莫有几十斤重。立时，全工地的社员都跑了过来，欢呼雀跃，高兴得又蹦又跳。

这是一只婆金铜马昂，口微张，有牙齿6 颗，长76 公分，高62 公分，系站立状，马首高，两耳高耸，造型匀称、优美、雄健。据考证，

这里是阳信长公主墓一号从葬坑。没几天，又在这里出土J 签孟袱竹节熏炉，高80 公分。这两件文物都属国家一级文物，是稀世珍品，价值连城，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品位。我们把这些国宝全都完好地交给了茂陵文管所。

因为窦马地处茂陵陪葬墓区以内，先除了这两件珍贵文物外，因为窦马地处戊阪防并后出土了许多汉代文物。为了能够完好地保护文物前，请文物部门先行钻探，绘成图纸，然后方才开工。文馆所升级为茂陵博物馆）还给我们大队奖励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早在1963 年时，有个社员就在地里挖出了一只嵌金铜犀尊看起来象牛，却并不知道确切的名字，也不知道是件文物，就把健玫在茅房的墙上，认为这是个“不祥”之物，孩子们常用瓦碴砖块舌顽。后来王志杰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连夜跑来找我，问我知道不矢道这件事情，我说我出外开会，也刚回来，叫我下去问问。一问，月然属实，王志杰同志就和我一块去找那个社员，从茅厕墙上将犀月尊端了下来。王志杰同志一看，异常惊喜，表扬了那个社员，便把画牛尊带回茂陵文管所。
经专家鉴定，郭沫若同志也亲自看了，方才证实是一件稀世巨宝。这件嵌金铜犀尊重27 斤，造型别致，栩栩如生，对研究汉代冬造业和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通过犀牛尊的发现，我也认识到文物的重要性，并和茂陵文耀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不但在窦马村大讲爱护文物，保护文竹而且又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全县发出“保护国家文物倡议书”：于出：“挖出文物不拿回家，不要报酚交国家”的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