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5.0pt; mso-para-margin-right: 2.0gd; mso-para-margin-bottom: 5.0pt; mso-para-margin-left: 2.0gd; mso-char-indent-count: 2.0">我把几位老朋友领到苹果园,请大家参观参观。看着硕果累自累,清香四溢的果子,大家赞不绝口。我叫管理果园的社员称了7 斤苹果,请老朋友尝鲜。当时,每斤苹果五角钱,大家争着要付钱我挡住他们说,今天是我请客,应该由我出钱。我把三元五角钱遥给管理果园的社员,他咋也不肯收,我说: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不然就没了制度!"
管园的社员是个直性子,说:“咋能这么弄!人家同志是给唯写报道的,是公事,你出钱是哪门子礼性!"
我说:“收下就是正理,不收才叫胡弄!果园不是许敬章的,是大家社员的!"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劳模,手上的死皮(茧子)都是厚厚主一层子,硬梆梆的,象百年的老榆树皮一样,手上死皮不厚的人,反不够农业劳动模范的资格。而且,凡是辛勤劳动的人,大都是艰苦朴素,不会宏吃海喝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得珍惜,最能体会到流工流汗的苦楚。所以也最懂得劳动成果的价值。也许这种规律是,_ 类社会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每月有52 元的生活补贴。后来,毛主育认为这样做不合理,是搞特权的一种表现。于是,全国人大便广泛征求代表们的意见,我立刻写了信寄给人大,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说,我们农民劳模,有社有地,靠劳动、靠多打粮生活,为国家应该多做贡献才对。所以,取消额外的补贴非常合理,也会受到全社会对人大代表的赞誉。
为了发展经济作物,有一年,队上决定种10 亩西瓜,因无西二子,我就叫高奇买了50 个大西瓜回来。
但是,当西瓜买回来以后,我却为此犯难了。要取瓜子,就得芝瓜,可是给谁吃呢?分给社员吧,五、六千口人呢,给谁?叫干部趁吧,又不合理。虽是小事,但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干部形象,影响二群关系。
我问高奇,高奇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于是,我向高奇说:“你和其他干部商量商量,只要合理就行了。”
高奇沉思了一会,啥都没说,便默默地走了。到了晚上,他给我家送了几个大西瓜。我正好在家,见状就问:哪来的西瓜?"
就是,就是种子… … ”
“是种子,抱到我家里干啥?" “大家说,你最辛苦,你不吃,谁吃,吃了瓜,把瓜子交了就行了”’我一下灯,说:· 我辛苦,社员不辛苦?当干部的人,咋能占这样”零.您纂琵器薯眉头、么大个村子。个瓜切牙牙也分不过来呀!也丽确是个现实问题。我想了想,灵机一动,就对么办行不行?把这50 个西瓜分给,18 个生产队,队长选几家军烈属户、困难户,把瓜分给他们咋样?"
高奇笑了笑,说:" 50 个西瓜 、事是大事的根子!”我说,有多大的事,你竟这么认真。”“防微杜渐,就是这个道理。”
高奇很快把瓜分了下去,并给各队队仅反映很好。这些困难户、军烈属也不是因吃个西瓜就高兴为大队没有忘记他们,心里装着他们,所以非常感动。
并给各队队长交待了我的意思,结果反应很好。
关心群众是党员的职责
自我人党、当上农村基层干部以来,把扶贫帮困、关心和照顾日子艰难的村民,作为自己的一项社会义务。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特别是对村里一些困难户,我也一清二楚。家有私、邻有秤,整天生活在一个村里,谁家的日于咋样,村里人都明臼。血且,目己也是从难处过采的人,珠笼贫困的滋味。所以,我很同情和关心这些村民。
当然,我自己的日子并不富裕,平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把一个钱当两个钱使。可是,我自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前两年组织每月还给我50 元的生活津贴。五十年代,钱很值钱,一斤牛肉三角多钱,一斤大肉五角钱,就是买头耕牛,也只百元左右。我每月有50 多元的收人,比县上科长、部长、局长的工资还大。所以,我手头就比一般人活泛得多。于是,谁家有啥解不开交的事情,就帮扶他们一些。对于村里不少困难户,我不仅在逢年过节帮助他们,就是平时,该接济的,我就主动接济他们。
李秋菊的母亲是个外地人,搬到窦马后,搭了一个柴棚棚。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一子二女,孩子都小,吃了这顿没那顿。孩子穿得很烂,饿得脸黄肌瘦的,让人见了难过。所以,我就经常接济她们,秋菊娘感激涕零,每次从她家出来,我的心老是酸酸的。自己是村干部,眼看着她过着如此贫穷困苦的生活,便有一种自责,一种惭愧之感。
多年来,即使在全国人大取消了补贴后,我还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贫扶困。先后接济和照顾的人较多,主要有马福林、张建斌、许忠义、张作斌、许德福等人。又给张俊发(牛十三)盖了房,使他们从破烂危险的房屋搬到了新居。
1967 年,赵安民因为家庭困难,3 个孩子上学交不起书费,又急又难过,用被子蒙了头,伤心地直哭。有个大队干部给我说了安民的情况,我就连忙叫老伴拿了30 元钱送去。安民感动地跳下炕.不知说啥才好。从六十年代“一平三端”以来,赵安民为窦马村的确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立了大功,但他依然是个穷农民,穷干部。象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生产上、工作上的干部,我们更应当关心他,爱护他。
得到干部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使窦马的生产和各项工作常常走到全县各大队的前边,这就够了。这就是最诚挚、最朴素、最深厚的乡情和民情.。所以,多年来,我把乡亲们这份至诚的感情深深地珍藏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