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担任村干部的日子里

我从1950 年担任村干部，直到1984 年因年龄关系退下来，整整工作了30 多年。这些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爱护、支持和培关下，在窦马村广大父老乡亲的配合、支持、鼓励和鞭策下，自己全勺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在许多复杂矛盾交织和诸多的委屈与痛苦中，走过了艰难而又绚丽的岁月。
留声机和手表引起的风波
在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千部中，我深深体会到“私”字的可怕，一公”字的伟大。
有人曾经说过，当个好的县长也许容易，要当好一个村支书、村主任、生产队长确实困难。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有他的道理。在农村，由于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宗族意识、传统习喂、法律意识、组织观念等，参差不齐，人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听以许多具体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农村干部整天和乡亲们劳匀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谁不知道谁家的三代祖宗，锅囤碗瓢，少不了磕磕碰碰。而且，啥类型的人都有，什么样的怪事都有。但是· 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通情达理、遵法守纪、关心集体、爱护干部和支着干部的。
我之所以能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能二旅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就是党和政府培养的结果，．也是窦马村父老二亲支持和爱护的结果。
而且，群众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干部的所作所为，常常关系．群众心里这杆秤的高低和平衡，关系着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与评分－也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干部如果稍有不慎，或是私字脸头，哪怕是自己并非有意，自己也并未察觉，都会引起不良后果。花损自己的形象，引起群众不满。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因为群众京二部在认识上的差异和所站立的角度不同，往往会产生一些令人几苦、懊悔的矛盾。
1952 年我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在极度的苦恼中曾经产生了产重的消极情绪。
因为在维也纳开会期间，按照规定组织给我发了一些先令豆地利币），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后，又得到了一些稿费：二是，我用这些钱给我们村上幼儿园的孩子们买了一些玩具，又买，一台留声机和一块手表。
回来后，我把所有的玩具都送给了幼儿园，留声机在我家t 着，因为这洋玩艺在当时的农村十分稀罕，所以，谁想来听我就二刻开放。手表经常装在身上，很少戴它。一是珍惜的缘故，舍不娜戴；二是觉得自己是个农民，手腕上戴个明晃晃的手表有些不配－也怕人笑话。
手表、留声机共值二百多元。二百多元在当时是一个惊人沂货字，特别是对贫穷的农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因为一般呈歹干部每月的工资也只十多块钱。
五十年代，一般干部都戴不起手表，所以，人们对那些能够戴起手表的人就会刮目相看。有的人也为了炫耀自己有只手表，常常把袖子挽得高高的，让手表在太阳光的辉耀下，闪闪发光，令别人羡慕。有的姑娘找对象定婚，往往就提出了令对方膛目结舌的最高条件：

飞鸽车子罗马表，年青党员资格老。

因为条件太高，很多小伙子就望洋兴叹了。当时每斤小麦才九令五厘钱，玉米七分钱，而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只罗马牌手表，是值一般人家的半面家当。
我从国外回来，又带了这两件稀有珍品，村里许多乡党为我高兴．为我自豪。他们觉得，我的出国是全窦马村的光荣。然而，也有些乡亲，特别是我们互助组一些组员，除了羡慕之认，也有些眼红和嫉妒，更觉得有些不公。所以，有的人就旁敲侧云、弦外有音地说：
“敬章，这一回洋火扎了。逛了几个国家，坐了高级火车，住了高级宾馆，吃了外国洋饭，还发了外国洋财。”
“敬章，你还真是个人物呢。咱窦马人老几辈子，别说出国，就是进省上京的有几个人？报上、喇叭上整天夸着你，够咧！" 开始我并没有在意，更没有听出这些弦外有音的话，所以，只说些客套的、谦虚的话。后来说的多了，便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是群众避着我的议论更使我既生气，又难过：
“咱们大家出了力，做了成绩，做了贡献，叫人家一个游洋发财呢· 啥礼性！"
“不光是手表、洋戏匣子，听说还有虎皮大衣，羊毛牛皮鞋呢。七那件虎皮大衣，能值一座两椽子鞍枷房。”
“你没看人家吃得红光满面的。唉，世事就是这，挨打受气的就是孙猴子，取经立功的却是人家唐僧。”
“这话要跟他说哩！他把名扬咧就够咧，东西大家有份才对－听了这些议论，我苦恼极了。我出国时，顾不得重病在床班奋娘，我的难处，我的心情你们理解吗？古人也说，父母在，莫远行二轰之所以远行，还不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公而忘私吗？特别是在我端母亲辞别那会，我望着脸色憔悴、奄奄一息的母亲，我的心疼呀：毛不敢说自己是个孝子，但母子连心，谁都有这种感受。
再说，钱是国家给我发的，稿费、讲演费是我自己应得的，为介么会“人人有份”？而且，我在国外时，随团起居，许多东西令我育心，但我却舍不得去花一分钱。我总是牢牢地记着，自己是个农三－是个从艰难困苦中过来、现在仍然还很贫穷的农民，所以，长莽之成的艰苦朴素的习惯，在外国琳琅满目的市场上、柜台前也难以改变。有的代表给家人、给亲戚朋友、给单位同志买了不少虽不很置钱，但却非常具有特色的物品，我却啥也没舍得买。从北京走时组织上给每个代表两条中华牌香烟，我一支也没有舍得抽，全带互来，散给了乡亲。中华牌香烟是全国名牌香烟，也属最高档次， 干部根本抽不起，而广大村民，别说抽一支半支，见过的人也寥多无几。凡是抽烟的乡党，我见了都散。有的人把香烟接在手里· 左看右看，闻来闻去，总是舍不得点着。他们说，敬章，跟上你沾光吸这一支烟一斤多麦呢。
我总觉得，我许敬章对得起乡亲们了。所以对村民们的议论不但想不通，而且还有些窝火。觉得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的碗里饭稠，心眼太多，目光短浅。于是，心情烦躁，常发脾气，连工作也受旦了影响。
但是，我也听到了不少年长的老人为我辩护的话。因为为了遥件事情，村里的风声越来越大，议论越来越多，所以，有些老年人一是为了息事宁人；二是为了给我解脱，总是以善良诱导的态度向盆论的村民解释说：
“再甭无事生非了！敬章为咱村里的事，东颠西跑的，整天黑不当黑，明不当明，风里来，雨里去，连自己的家、自己的地也顾不上管，你们谁能办到？人家拿点钱，也是国家给他个人的，并没说拿回敬章在莫斯科广播电台上讲话去一定要交给大家！敬章在莫斯料）清电百工讲梢，民都作大拇指头呢，放上你，你会讲吗？你敢讲吗？敬章出国也是咱们全窦马的光荣，不看大事，咋光盯着那两个钱呢？”听到这些活，我就觉得合理，觉得舒心。
但是，有的村民根本不听老人的劝解，说：" 没有窦马村，那里有他许敬章；没有窦马村人的贡献，他许敬章能出国？没有窦马人支持他，他能扬名？他能在人家莫斯科讲话？" 于是，我整天被矛盾、被痛苦折磨着。妻子王桂英见我整天愁眉苦脸地，就对我说：" 出个国倒出下麻达了。村上人多口杂，事情难办，往后还是少管算了”。我瞪了她一眼，说罢，拉开被子，便蒙头大睡了。说：“再甭火上泼油咧！

可是，我辗转反侧，咋也不能人睡，村民的议论和一些人愤愤不平的神态老是在我的眼前跳跃。我又在茫无头绪的胡思乱想中，回忆起自己以前为了村上、为了互助组所受到的冷遇、委屈，不禁昔然泪下。有一次，我去动员一户村民加入互助组，男的倒还罢了，只是笑着，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弄得我十分尴尬。而他老婆本来就是个有名的厉害角色，既没文化，又没礼性，却总认为她是窦马妇女中的第一能人。她伶牙俐嘴，高喉咙大嗓门，说话就像机关枪。一边给娃喂奶，一边冲着我喊：“互助组？助？一家过日子谁互助谁呀？，七嘴八舌头他爸连他娃都不互助，能和邻家人互，两口子经常都打得鼻青脸肿，锅炸房就是参加了互助组，你肯定当了组长，光响的，你叫谁加人互助组？就是参加J 互助组，孙育正曰J 坦、，夕u 指手画脚，叫我们这些傻子给你拉长工呀！”男的没有胆子说老婆，只是瞪了她两眼。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坐都坐不住了。但我还是耐心地向她解释了互助组的性质和互助方式。男的礼貌地点点头，刚“嗯”了一下，女的就火了，指着男人的鼻子骂开了。还有一次，我从一家村民的门口经过，那个村民以为我来丈地互助，就“吮”地一声关了大门。当时我很难过，也很委屈。在这些村民的眼目中，我成了令人讨厌、令人嗤之以鼻的人了。然而，这些委屈，这些痛苦，我又能向谁去诉说呢？但是· 毛匕是个党员，是个村干部，为了村上的事，为了党的事业，党员干部丁去工作，不受委屈，叫谁去呢？
可是，现在为了几个钱，为了一块手表和一台留声机，为什二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为什么就没人理解呢？为什么一个农‘基层干部就只有奉献，就不该有所获得呢？所以，我翻来覆去烤二通。
第二天，我怀着复杂和委屈的心情跑到县上，直接找到了县委书记刘怀德。
我一见刘书记，就委屈地想大哭一场。刘书记热情地接待二我。我端起他递过来的茶杯，没顾得喝水，就急不可待地把满肚于委屈倾诉出来，最后，我满有理地说：
“刘书记，你说我屈不屈？照这样，我咋能安心工作呢？" 刘书记一直笑眯眯地听着，他见我问他，就突然风趣地问我“敬章啊，你该没有忘掉自己的名字吧？"
我不明白刘书记的意思，困惑地望着他。
“你说呀！你叫什么名字呢？' '
“许敬章呀，咋能… … ”我仍然感到茫然。
“那是你个人的名字。”刘书记还是笑眯眯地，“你还有‘一飞公的名字。”
我搔搔头皮，还是反应不过来。
刘书记见我答不上来，突然脸色一变，两只眼睛射出了一追亚峻的目光，桌子一拍，厉声说道：
“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共产党员’！你连你的名字都忘了，还到我这儿哭冤枉来了！"
这几句话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人党宣誓时是怎么说的？一点委屈你都受不了，还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为无产阶级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呢？"
这几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满脸通红，无言以对。是的，我在矛盾和痛苦中就没有想到自己当年入党时的誓言，更没有想到为了人类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青生命的那些千千万万革命烈士们。我望了刘书记一眼，惶恐地低下了头。
刘书记在办公室踱了几步，见我低头不语，又坐下来，缓和了语气，说：
“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是农业战线上的带头人，是全窦马村几千口的当家，不是平民百姓，不是你许敬章一家人的当家。群众有意见，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方法问题。所以，你自己首先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考虑、分析群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咋能一听群众有意见，就忧天怨人，急躁发火，影响工作呢？"
听了刘书记的话，我方才知道自己错了，感到十分愧疚。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没有宽广的胸怀，听不得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而只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和面子，必然会脱离群众，失去群众的爱戴和支当天晚上，我便召开了互助组组员会，提出了并组的问题。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因为经过这段互助合作的实践，大家已经尝到了互助合作的甜头，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因为经过刘书记的批评和教育，心里没了疙瘩，也就舒畅多了，见了组员，也不像前几天那样，老是板着面孔，好像对谁都有意见。今天，我又说又笑，组员们也觉得我和大家的关系又亲近了。于是，大家讨论了当前生产，把近期的活路大体上排了队，又决定找张俊先互助组商量合组的问题。
以前，我已经找过张俊先几次，商量合组的事情，当时俊是豆然同意，但组员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天我去找他，他满口答i 了，并说组员们也都同意，第二天就合了组，共13 户组员。其干三户中农，8 户贫农，28 个劳力，190 亩土地，7 头牲口，两辆大车，通过民主选举，我当组长，张俊先当副组长。
合组之后，劳力多了，生产工具也多了，在安排生产时十分粤心应手。而且，大家的情绪也非常高涨。
接着，在一次组员大会上，我叫张俊先主持会议，我讲了当亨生产和活路安排，又把我所知道的国内外形势，党的中心工作，主大家作了宣传。组员们听了，都觉得非常新鲜，也使他们知道了一些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和县上目前的状况，对组员们开扩眼界接受新的事物，关心县上、国家的大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使灭家感到参加互助组就是好，有人组织，有人操心，还能了解社会二的许多情况。所以，有的组员就说，过去各做各的庄稼，除了地里氨是家里，外边的啥事也才皮卜知道。现在有了组织就是好。这时，我又突然向大家说道：
“今天的大会，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个重要内容。”组员们一听，兴趣又来了，说：“啥内容，你尽管说”。“我要向大家作检讨”，我郑重地说。
组员们都愣住了，睁巴睁巴地看着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有几个脑子反应快的人很快意识到我要说啥，就打着哈哈笑道：“好好的，作啥检讨？"
“有啥检讨的？大家在二块，还不是前世有缘吗？再说，谁没’- 疤疤痴痴？过去就过去咧，还作啥检讨！"
“是呀！没啥正事了，咱们散会吧。”
建国以后，社会上不断创造出了许多新名词，反映了社会的注步和词汇发展。但有两个名词，是专对犯罪和犯错误的人而用的，那就是：坦白、检讨。
这两个名词一听起来，就知道有问题了。
我看着大家，严肃地说：“啥是正事，检讨也是正事。大家就是想原谅我，但我不能原谅自己。所以，我有了错误，有了过失，就必须向大家作深刻地检讨。否则，影响了大家，也害了自己，" 组员们见我很严肃，就苦笑笑，忙装起旱烟来。瞬息之间，屋子里烟雾弥漫，烟味呛人，却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我说：“我能上北京，能出国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不是我许敬章的本事大，而是全组组员、全村乡党共同努力的结果。旧社会，我家虽然也有几亩薄地，也虽然天天迟睡早起，结果咋样？还不是借着吃，打下还？还不是连西安也没去过的穷庄稼汉？现在呢？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我还能到外国去，大家想想看，这是谁的功劳，是谁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是党，是毛主席，是窦马村的全体乡亲！可是，我却忘了这些，总认为自己在国外拿的钱是属于自己的，没有想到我为啥能拿到这些钱！' ' 组员们静静地听着，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彩。我毫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并为自己前些天的生气和苦恼感到羞愧。
“对这件事情，乡亲们有反映，自己不但不冷静地检查，反而埋怨别人，这是啥原因？‘私’字在作怪呀！"
我有些激动，声音也大了。但是，组员们却以亲切的目光看着我。我继续说道：
“人有私心，特别是干部有了私心，就会影响群众情绪，自己也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所口，这些天来，我很矛盾，也很痛苦，经过反复思考，我知道自己错了。钱是小事，作风是大事，思想认识更是大事。现在我决定，把留声讥、手表全卖了，给咱买两头牛！" 组员们听了，又兴奋，又感动。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最本分、最忠厚、最能体谅别人，也最善良。所以，大家立刻说道：“咋说得时卜严重的，不就是个手表、留声机吗？"
“就是乡亲们背后说了几句，你也莫往心上去。过去就过去兵－咋还这么认真的。”
“本来嘛，那钱就是给你的。．你舍不得花，才买了东西，要是花完了，哪有这事呢！" ，、
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我作了检讨，拿出了处理方案，心里一下畅快多了。我也很感谢组员们对我的谅解。于是，我诚心实意地又向大家说道：
“目前咱们的日子还穷，还需要扩大再生产，手上戴个手表还不是时候。所以，咱们有钱就往刀刃上使！"
这时，会场上十分活跃，有的说：“真要买了牛，大家都会记著你的功劳。”有的说：“敬章，从今往后，你说咋办就咋办，大家都下你的。”有的说：“你就领着咱们好好干吧，把咱组里的生产搞上去，多打粮食，多拾棉花，等日子过美了，都买个手表洋火洋火。”会后，我处理了手表和留声机，给社里买了一匹马、一头牛二我们拉着牲口进村时，村里早传遍了，许多社员（已成立了t 级合作社）从村里跑到半路上接我们，还有人拿了桂子红，拴在马头上，牛角上，一片沸腾，真象过喜事一样。望着大家激动和兴奋币神情，我也感到无限的亲切、温暖和欣慰。

一个“公”字走到底

在我主持工作的几十年里，窦马村的大、小队干部，除了为大家服务以外，没有人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现象，更没有哪个干部毛集体的钱，或是以集体的名义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久而久之，干部们也养成了艰苦朴素、一尘不染的良好习惯。
服人必须有理，治人必先律己。这是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谈明了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开始当上干部时，我的母亲和一些长辈· 正面或是侧面都以这句话告诫过我多次，所以，这句话成了我当呀村干部的宗旨。几十年来，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都是先管好自己。
我常参加县地、省、全国的会议。按照政策规定，凡是农民出外开会，会上除了管吃管住以外，每天还要发一定的误工补贴。所以，每当开会回来，我都如数交给队上，一分也不据为己有，包括我我不在外做报告所得到的讲演费。也有人劝我说，你在外开会，难免花销大些，少交一点也不是原则问题。我说，咋能不是原则问题！出外开会，会上负担食宿，队上给我记工分，我再不交误工补贴，光属于多吃多占，说严重些，跟贪污没有什么区别。群众不但会有意见，自己也会失去群众的信任。自己是个党员不干损公利己的事。，绝不干“一个萝卜两头切”的事，

1973 年，有一段时间，我因糖尿病住院，下半年分红时，一个劳动日8 角钱，队上按全年的平均工日，也给我分了红。我出院回来，家里给我说了分红的情况，我一算不对。住了三个月医院，没工作，没劳动，凭什么记工分红？
第二天我就去找会计，我笑着问道：
“朝娃，我今年的工分，你咋算的？"
因为我问得突然，朝娃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不知道我的用意，当下就愣住了。好一会儿，他才有些明白过来，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说你住院那三个月的工分？"
我仍然和颜悦色地笑着：“对？咋算的？"
“这… … ”朝娃搔搔脖子笑道，“这是队委会研究的，我就… … ”我立刻拿出三个月的工分钱，放在朝娃的桌上，笑道：“这三个月我一没有工作，二没有参加劳动，咋能参加分红呢？你把这钱收了。”
朝娃为难地说：“这是队委会定的，没队长的话，我咋收呢？再嗯说，你为队上的事，累出了病，记工分红，也是应该的呀！" “不对。”我郑重地说，“我有病就记工分红，别的干部呢？社员群众呢？咱不是脱产干部实行公费医疗，咋能搞特殊化呢？队长那里我去说，你先帮我把钱退了。”
“这… … ”
“我知道，队上也是好心，”我说，“可我不能分这红，这钱要是不退，我就要犯错误咧！' '
朝娃知道我的脾气，终于说道：“好，钱，我先留着，等你把乡二说通了再说。”
我又找到队长，争辩了半天，终于被我说服了。临走，他有些感慨地说：
“许书记，你呀… … 人家为争多论少求人呢，你是张果老爵攀驴，为退钱求人呢。”
我在住院期间，各级领导都曾到医院探望，还有村里许多乡亲，也常看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对领导和乡亲的关心和爱护永元在心里，但是，所有的礼品我一概谢绝。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只好留了礼当。
有个在“文革”中给我提过意见的人，也来医院看我，还特意烤我买了一封点心（8 角钱，半斤粮票）。在当时看病人，走亲戚，美拿一封点心就是很丰厚很贵重的礼当了。
当时，我考虑再三，还是收了他的礼品；如果不收，他一定会产生误会，并且会加重思想负担，更不利于干群团结，所以，他当时丰常高兴。但是，在年终分红时，我从自己的帐上给这个乡党倒找了一元二角钱，还叫会计给他说明了情况。接着，我又亲自找他，两，和和气气地坐了一回，从而彻底消除了他的思想顾虑。平地治坡后，我们种植了70 亩苹果园。一到春季，一片花任十分耀眼。到了秋天，苹果满树，香飘十里，给队上增加了很大蛇经济收人。但是多年来，我没有白吃过队上一个果子。
有一次，我在地里劳动。时值金秋季节，秋收秋播已到尾期：王果也已成熟，红艳艳的果子在绿叶里半遮半掩，在金色的阳光下不闪发光。随着一阵阵秋风轻拂，飘来了一阵阵扑鼻的芳香。我正和十多个社员在新种的麦地里加隆士，夭热月夕“一！八洞旧口，J 甲’? 直地向我们走来。渐渐地我认出来了，是县上的几位干部，也是我的老朋友。其中有经常为窦马大队写文章的孟狮吼、李俊才、崔溪峰等人。老朋友见面，无话不谈，我们又说又笑，格外热闹。特别是孟狮吼，他是个属猴的，爱说爱笑，爱动爱闹，那嘴巴一刻也不闲着。他又是个民间文学家，发表了不少故事和民间传说。李俊才、崔溪峰都是忠厚的老诚人，也是县上的笔杆子。我们站在地头，居高临下，向南一看，一望千里。孟狮吼接过我手里的钉耙，搂了几下土，突然哈哈一笑，随口念道：

钉耙能楼土，牵着水头走。荒坡变水田，亩产一石九。

他刚说罢，就惹得社员们开怀大笑。他又指着东边的一片苹果园，不假思索，又是一串顺口溜：

兴平窦马大变样，梯田铺到原顶上。绿叶红果两相映，苹果香透十里庄。

他是个热闹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了一股热浪。

我笑着说道：“你是个属猴的说得大家又笑起来。，猴子嘴馋，你得是想吃苹果咧！"

我把几位老朋友领到苹果园，请大家参观参观。看着硕果累自累，清香四溢的果子，大家赞不绝口。我叫管理果园的社员称了7 斤苹果，请老朋友尝鲜。当时，每斤苹果五角钱，大家争着要付钱我挡住他们说，今天是我请客，应该由我出钱。我把三元五角钱遥给管理果园的社员，他咋也不肯收，我说：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不然就没了制度！"
管园的社员是个直性子，说：“咋能这么弄！人家同志是给唯写报道的，是公事，你出钱是哪门子礼性！"
我说：“收下就是正理，不收才叫胡弄！果园不是许敬章的，是大家社员的！"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劳模，手上的死皮（茧子）都是厚厚主一层子，硬梆梆的，象百年的老榆树皮一样，手上死皮不厚的人，反不够农业劳动模范的资格。而且，凡是辛勤劳动的人，大都是艰苦朴素，不会宏吃海喝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得珍惜，最能体会到流工流汗的苦楚。所以也最懂得劳动成果的价值。也许这种规律是，_ 类社会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每月有52 元的生活补贴。后来，毛主育认为这样做不合理，是搞特权的一种表现。于是，全国人大便广泛征求代表们的意见，我立刻写了信寄给人大，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说，我们农民劳模，有社有地，靠劳动、靠多打粮生活，为国家应该多做贡献才对。所以，取消额外的补贴非常合理，也会受到全社会对人大代表的赞誉。
为了发展经济作物，有一年，队上决定种10 亩西瓜，因无西二子，我就叫高奇买了50 个大西瓜回来。
但是，当西瓜买回来以后，我却为此犯难了。要取瓜子，就得芝瓜，可是给谁吃呢？分给社员吧，五、六千口人呢，给谁？叫干部趁吧，又不合理。虽是小事，但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干部形象，影响二群关系。
我问高奇，高奇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于是，我向高奇说：“你和其他干部商量商量，只要合理就行了。”
高奇沉思了一会，啥都没说，便默默地走了。到了晚上，他给我家送了几个大西瓜。我正好在家，见状就问：哪来的西瓜？"
就是，就是种子… … ”

 “是种子，抱到我家里干啥？" “大家说，你最辛苦，你不吃，谁吃，吃了瓜，把瓜子交了就行了”’我一下灯，说：· 我辛苦，社员不辛苦？当干部的人，咋能占这样”零．您纂琵器薯眉头、么大个村子。个瓜切牙牙也分不过来呀！也丽确是个现实问题。我想了想，灵机一动，就对么办行不行？把这50 个西瓜分给，18 个生产队，队长选几家军烈属户、困难户，把瓜分给他们咋样？"

高奇笑了笑，说：" 50 个西瓜 、事是大事的根子！”我说，有多大的事，你竟这么认真。”“防微杜渐，就是这个道理。”

高奇很快把瓜分了下去，并给各队队仅反映很好。这些困难户、军烈属也不是因吃个西瓜就高兴为大队没有忘记他们，心里装着他们，所以非常感动。

并给各队队长交待了我的意思，结果反应很好。

关心群众是党员的职责

自我人党、当上农村基层干部以来，把扶贫帮困、关心和照顾日子艰难的村民，作为自己的一项社会义务。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特别是对村里一些困难户，我也一清二楚。家有私、邻有秤，整天生活在一个村里，谁家的日于咋样，村里人都明臼。血且，目己也是从难处过采的人，珠笼贫困的滋味。所以，我很同情和关心这些村民。
当然，我自己的日子并不富裕，平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把一个钱当两个钱使。可是，我自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前两年组织每月还给我50 元的生活津贴。五十年代，钱很值钱，一斤牛肉三角多钱，一斤大肉五角钱，就是买头耕牛，也只百元左右。我每月有50 多元的收人，比县上科长、部长、局长的工资还大。所以，我手头就比一般人活泛得多。于是，谁家有啥解不开交的事情，就帮扶他们一些。对于村里不少困难户，我不仅在逢年过节帮助他们，就是平时，该接济的，我就主动接济他们。
李秋菊的母亲是个外地人，搬到窦马后，搭了一个柴棚棚。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一子二女，孩子都小，吃了这顿没那顿。孩子穿得很烂，饿得脸黄肌瘦的，让人见了难过。所以，我就经常接济她们，秋菊娘感激涕零，每次从她家出来，我的心老是酸酸的。自己是村干部，眼看着她过着如此贫穷困苦的生活，便有一种自责，一种惭愧之感。
多年来，即使在全国人大取消了补贴后，我还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贫扶困。先后接济和照顾的人较多，主要有马福林、张建斌、许忠义、张作斌、许德福等人。又给张俊发（牛十三）盖了房，使他们从破烂危险的房屋搬到了新居。
1967 年，赵安民因为家庭困难，3 个孩子上学交不起书费，又急又难过，用被子蒙了头，伤心地直哭。有个大队干部给我说了安民的情况，我就连忙叫老伴拿了30 元钱送去。安民感动地跳下炕．不知说啥才好。从六十年代“一平三端”以来，赵安民为窦马村的确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立了大功，但他依然是个穷农民，穷干部。象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生产上、工作上的干部，我们更应当关心他，爱护他。
得到干部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使窦马的生产和各项工作常常走到全县各大队的前边，这就够了。这就是最诚挚、最朴素、最深厚的乡情和民情．。所以，多年来，我把乡亲们这份至诚的感情深深地珍藏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